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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朔方军研究》读后 《唐朝朔方军 研究 ——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滨著，吉林人民出版社，XX年。全书由绪言、正文十章及附录组成。　　在唐代 政治 史的研究中，唐前期的成果相对较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有关政治史的史料较为完整，同时也因为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所作出的勾勒和解释极具启发。唐后期的政治史的研究状况与此正好相反。因此，许多学者虽然对陈先生关于唐后期的解释和勾勒多有不同意见，但到 目前 为止，还没有出现更合理的勾勒和解释。这一方面为后学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同时也说明这一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从近几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出现了从唐前期向唐后期转变、从敦吐研究向唐研究转变的趋向；对唐史研究来说，这无疑是可喜的。　　在唐后期的研究中，藩镇、宦官和党争是三个最为重要的 问题 。在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对这些问题作出通盘解说的著作之前，进行专题性或个案性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就藩镇问题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在当时的 社会 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全面认识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藩镇进行个案研究。朔方军无疑具有这种个案研究的价值。同时，朔方军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游牧部族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成为研究的重点。李鸿宾先生选定朔方军，同时又以“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为副题，可见其眼光。　　朔方军因地处游牧部族杂处的唐朝边地，而使其军事地位异常重要；安史之乱的发生，又使它得到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契机。因此，朔方军历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但是，诚如李鸿宾先生在“绪言”中对已有成果所作的 总结 那样，此前还没有出现过“研究这支军队的专门著作”。更重要的是，就专门研究而言，此前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还存在很大不足。即以作者所引述者来说，如王永兴先生的两篇论朔方军的论文，讨论的时限基本是唐前期，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朔方节度使所辖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分布、所统军数、节度使人选等。樊文礼先生《唐朔方节度使略论》虽然从朔方军的设置时间和管辖范围、兵源兵力、财源、两次立功和叛乱、衰落及 影响 等五个方面对朔方军进行了勾勒，但仍有许多方面语焉不详，且全文叙述重而论说轻。安彩凤先生的《试论唐朔方军的 历史 作用》从捍卫边疆、平定内乱、恢复 发展 生产三个方面概述其作用，更是作者的归纳和总结；至于这种概括是否全面，以及这些作用所能说明的问题，则还需进一步探究。因此，全面地、如此细致地勾勒朔方军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变化的契机及原因作出如此详尽的论述，本书可说是第一次。　　全书是围绕着一个变化、三个重心来展开的。“一个变化”，就是作为安史叛乱以前，边地的一个受朝廷重视并不断得到加强的节度使，经过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到此后不断受到分割、削弱，以至最后成为京西北边防中一个普通方镇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与当时唐朝廷对内、对外政策是一致的。对这个过程的勾勒以及对其原因的探讨，深化了朔方军的研究，使我们不必只是泛泛地谈朔方军，或者泛泛地将朔方军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作前后两期。“三个重心” ，第一是三受降城的修筑。 中国 古代中原政权的北方边防，主要需凭藉长城，而唐代却没有像隋代那样屡屡修筑长城。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无论其结论如何，都很富启发性。第二是仆固怀恩和李怀光之叛。第三是唐后期京西北防御体系的调整和确立。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多有作者心得之处，如在讨论朔方节度使的人选时，作者指出“汉姓之充任朔方使不是对朔方军自身的调整或安排，而是朝廷内部各种关系协调的结果”。如对仆固怀恩的叛逃，作者强调了当时朔方军中胡族军将在受到朝廷削弱时，表现出的民族认同心理的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关于安史之乱结束后宦官在削弱朔方军所起的作用时，指出：“肃、代二朝宦官对朔方军节度使的干预和刁难，决不是宦官个人的行为，而是反映了中央政府鼓励朔方军发展扩大政策的结束，代之以限制和羁控了。”在论述朔方军的分割时，指出“京西北八镇的形成与朔方节度使的下降是同时进行的”；“神策军的完善也在德宗贞元年间，这说明神策军与西北防御格局转换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很中肯，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唐后期整体历史的把握和理解，使这一课题从以史事叙述为主转变为深入的研究。　　当然，本书对一些问题所作的 分析 ，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对宪宗末年的吐蕃攻唐，作者反驳了从唐蕃关系角度所作的解释，而认为虽然宪宗从未能将收复河陇付诸实施，但吐蕃一定知道他的这一图；这一“企图可能更直接刺激了吐蕃人的神经”，于是才有攻唐之举。此论恐怕过于求新了。与此相关，作者在解释唐蕃关系时，更强调唐朝对京西北防御体系的调整，而将吐蕃内部的变化置于次要位置。我想，唐蕃之间的攻战与讲和，最主要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单方面的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