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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的时代背景与制度价值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的颁行有助于民商事立法的系统化和体系化，有利于保障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有序进行。《民法总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统率《民法典》的基本规则。由于《民法典》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因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总则》被审议通过已然成为民法典立法历史上的里程碑和指南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因此，《民法总则》将奠定法治经济的制度基础，并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规则和基本原则。　　一、《民法总则》的时代背景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进程　　1949年建国以来，民法典编纂经历了长期的立法进程。1954年、1962年、1979年和1998年分别开启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表面上看，1954年民法起草和1962年民法起草均因为政治运动而中断，究其实质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具备。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行政指令等方式调控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1979年，民法起草再度纳入立法议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经济活动被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此同时，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的争议成为民法起草的思想障碍。从198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民法起草工作有条不紊进行。后来，在彭真同志建议下，民法典起草暂停，而改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1986年颁布了《民法通则》。在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8年全国人大重启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然而到了XX年后民法典编纂又搁置下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民法总则》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需要倡导民法精神和普及民法理念。民法典不仅仅是民事活动的基本规则，更是民族精神和法治变革的法律表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在于保障民事权利和制衡公权力，即确立以人为本位的法治观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民法典以财产权利和人身关系为调整对象是重要的立法成果。作为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民法典在自由、平等、诚实信用等为基本原则的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中扮演着基本法的角色。制定和颁布《民法总则》标志着民法典编纂进入关键环节。在权利意识逐渐变强后，《民法总则》将统帅各种民事权利并开启权利神圣的法治观念。在每个民事主体的活动中，《民法总则》都将伴随着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因此，《民法总则》的通过和施行无疑将更为明确民事权利的重要价值和确认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从而促进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更为有序进行民事活动。　　法治经济与《民法总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和民商事活动中，民法规则一直是法治经济的私法基础。《民法总则》第1条便明确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民法总则》中有诸多关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如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初期，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民事立法基本法典的作用。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总则》及未来的相关法律制度将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法治改革背景下，《民法总则》符合世界主流民事立法精神并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法治框架。在此基础上，《民法总则》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也将在世界民事立法上体现中国特色。　　二、《民法总则》的制度价值　　《民法典》的开篇之作　　《民法总则》的颁布和施行开启了编纂民法典的历史进程，吹响了《民法典》编纂的号角。民法典规定的法律规则具体而体系全面，基本涵摄了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内容。因此，从形式理性角度出发，民法典编纂需要具有能统一民商事法律的基本规则，即《民法总则》。从改革开放的民事立法来看，在国家层面颁布的法律文本中，大部分法律都是民商事法律，如《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民法通则》、《公司法》、《证券法》、《专利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然而却缺少能统领民商事法律的基本规则。因此，《民法总则》的颁布和施行属于《民法典》制定的开篇之作，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