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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派诗歌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现代派诗社的兴起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端以现代派诗的兴起为标志，五十年代初期现代派诗社和诗刊的创办和逐渐兴旺，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 1953年2月1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发端的重要标志。1956年1月，由纪弦发起，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诗人参与筹备，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现代派”。参加者达一百零三人，吸引了台湾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派阵容，其骨干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罗门、羊令野、辛郁、李莎、季江、叶泥、林冷、蓉子和曹阳等人。  纪弦的“现代派”继承了当年戴望舒的“现代派”诗观的基本精神，表现形式上则更为前卫。1956年2月，纪弦在《现代诗》第十三期高扬现代派旗帜，把这一诗刊作为“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为文艺纲领，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声称他们是有所扬弃并且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明确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主张，强调新诗是“诗的新大陆之探索，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把诗的“知性”和“诗的纯粹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力求探索出一条新的客观环境中的新诗现代化之路。这些主张与戴望舒等“现代派”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可见，由纪弦《现代诗》开始，正式移植西方现代诗，是有其清晰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纪弦的“现代派”所提出的“六大信条”，为台湾现代诗运动的狂飚突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代派虽然有纲领和领导，它只是一个文学同仁的松散组织，它的那些信条，并未成为全体同人的严格实践的原则。纪弦本人后来的诗作常常有与自己的理论相左的地方。  “现代派”的理论，特别是它过于强调“横的移植”和“知性”，这种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和抗议。后来纪弦做过自省和修正，忏悔自己把新诗引向歧途，1959年他宣布退出“现代派”。《现代诗》也于1964年2月1日宣布停刊。尽管如此，纪弦的现代派诗的旗手作用仍为台湾文学界所公认，该刊十多年间出版四十五期，能容纳各种风格、形式的诗作，培养了近百名诗人，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诗的创新和发展。  “蓝星”诗社是对推动现代诗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诗社。《蓝星》于1953年6月创刊，次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夏菁、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6月，“蓝星”社将《新诗周刊》移于《公论报》，改名《蓝星周刊》，此后又出《蓝星诗选》（季刊），最早由覃子豪主编；同时又有夏菁、余光中、罗门轮流主编的《蓝星诗页》（月刊）。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观有差异，刊物也就显得异彩纷呈，“蓝星”诗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经常为之撰稿的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吴望尧、梁云坡、郑愁予、黄用、周梦蝶、向明、张健、林冷、阮囊、季江、蓉子、叶泥、旷中玉、王宪阳等。到1963年覃子豪去世，许多成员或旅美，或封笔，罗门编完最后一本《蓝星一九六四》诗选后，该组织宣告解散。“蓝星”诗社成员还出版过“蓝星诗丛”、“蓝星丛书”，先后印行三四十种诗集，对台湾诗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蓝星”是一个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它与“现代派”相抗衡。虽没有固定的理论和绝对的信条，创作主张也不像“现代派”那样前卫和激进，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标榜创作纯粹的自由诗。他们反对“横的移植”的过分强调，力主诗要“注视人生”，“重视实质”，强调个性和民族精神，认为风格是诗人自我创造的完成，覃子豪强调，“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蓝星”社诗人的作品大都既接受西方技巧，有现代气息，又尊重传统，其艺术取向也较为稳健、持重。“蓝星”社的创作园地亦很开放，能包容各样的风格和主义，这是其较温和一面，它使“蓝星”在新诗西化风潮中对“现代派”和后来的“创世纪”起了重要的牵制和平衡作用。“创世纪”诗把现代诗由五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并使其走向了极至。1954年10月，台湾南部的诗人（主要是一些军中诗人），在张默、洛夫、痖弦等倡导下，发起成立了“创世纪”诗社，同年十月出版《创世纪》诗刊，主要成员有：季红、商禽、叶维廉、叶珊、白荻、管管、大荒、菩提、碧果、羊令野、李英豪、彩羽、朵思等。  “创世纪”诗人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旨在矫正“横的移植”，其主张是要求现代诗排除纯理性和纯情绪呈现，而应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也赞同吸收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技巧。由于其艺术主张在实践中并未认真执行，以至五十年代该诗社并无自己开创性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