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 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docVIP

PAGE PAGE 5 第二章 道义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 引言 自竹内好以来,对无需与自身进行思想斗争、便能够一次又一次轻快地向新思想转换的‘优等生’日本的自我厌恶感，至今依然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心中萦绕不散。这或许起到了一种防止外来的新的历史理论侵入中国史研究的防护墙的作用。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历史学潮流，正企图极大地改变中国史研究的方向。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这个“侵入者”的真面目是什么，可以说已经到该竭力予以理清的时候了。 在1989年2月《思想》第776号中刊登的《面向政治文化的社会史》一文中，近藤和彦对最近的包括亚洲史年轻研究者在内的，涉及人与人的社会性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以及与这一结构息息相关的政治文化之关联的各种研究进行了评论。在他的评论中，包含着以政治文化的社会史这一问题关心为媒介，呼吁日本的欧洲史研究与亚洲史研究之间进行交流的率直提议。比如构成近藤论文中心命题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这一概念——众所周知，是在欧洲民众运动史研究中登场，后来因有关东南亚农村社会性质的斯科特（J.C.Scott）的著作[及其与波普金（S.I.Popkin）的争论]的影响，在亚洲史研究领域也备受注目构成这一论争的主要文献有，J.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斯科特《农民的 构成这一论争的主要文献有，J.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Samuel I.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塞缪尔.I.波普金《合理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另外斯科特著作还有“Protest and Profanation: 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I. II. Theory and Society 4:1, 2, 1977（《抗议与冒渎：农民起义与小传统》Ⅰ、Ⅱ，《理论与社会》4：1、2,1977）；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弱者的武器：农民抵抗的日常形式》，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等。相关文献的网罗性介绍，不是我这个外行所胜任。作为本论争的适当的介绍，有白石昌也的《围绕东南亚农村社会论的最新动向》（《东洋文化》第64号，1984）和原洋之介的《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经济学——在亚洲研究与经济理论之间》（《リブロポート》，1985，第3章）。 从对中国史研究的立场及以中国研究为素材的方法论的关心出发，分别有内山雅生的《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构造与经济研究》（《金泽大学经济学部论集》第9卷第2号，1989）和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事例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对这一论争进行了论述。 由小农构成的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人们经常指出这当中有以村落为代表的牢固的社会团体的存在。并且，力图捍卫农村使之不受商业的破坏力影响的农本思想也一贯地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若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话，可以大致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才是地道的“道义经济”发源地之一。不过，本章想讨论的并不是道义经济论是否适用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想就现有的在“道义经济”的标题下探讨的若干问题——尽管笔者没有能力评判其中何者是“道义经济”概念的正确意义——分析整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如何加以处理的，这才是本章的课题所在。道义经济论的诸论点，会使人想起曾在日本战后的中国史研究的方法上或围绕具体的事实争论中出现过，并且在研究史中未被充分解决而相互纠结的诸问题。以下将尝试结合道义经济论的诸论点，通过对研究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