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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道德对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思想道德论文 一、领导干部道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精神品格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关于国家、制度和公民的总体性道德构想:“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作为“个人的德”，即指公民道德;作为“一种大德”，即指国家道德和制度道德———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的德”实为制度的道德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力量，领导干部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践行者和榜样示范者。领导干部道德即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它与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和公民道德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一)领导干部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的道德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之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制度离不开价值观的指导，价值观也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制度化是实现价值的一项重要机制:“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观念到实在的转化不仅需要宣传教育，更加需要制度安排。“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4］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制度是规范人们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体系。正义是制度安排的根本要求:“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思想体系，无论多么精致和简练，只要不具真理性，就必须予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定的社会和法律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不公正，就必须予以改革或废除。”［5］由此，制度正义成为人们评判制度安排是否体现了正义原则的价值范畴———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制度正义是一种根植于广大公众之中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制度安排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正义的制度能充分弘扬人们的主体性，而不正义的制度将会严重挫伤人们的主体性。领导干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定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他们的道德水准与制度正义密切相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来说，领导干部道德是一种双重的道德支撑———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离不开领导干部道德的支撑。首先，只有具有正义美德的领导干部，才有可能领导人民制定出正义的制度。对此，尼布尔深刻地指出:“最高的道德洞见与个人良心的造诣两者与社会生活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个人的道德想象力不寻求理解他的同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就不可能建立起最完善的公正。而且，如果任何实现公正的非理性手段不用道德良知加以控制，则它的运用就不可能不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仅仅作为公正的任何公正，不久都会变质而失去公正性。公正必须被高于公正的事物来保证。”［6］其次，只有具备正义美德的领导干部才有可能懂得如何贯彻执行正义的制度。《孟子#8226;离娄上》曰:“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需要靠人来实施，只有具备一定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的人才能确保法律的贯彻执行。对此，麦金泰尔明确指出:“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7］因此，仅有正义的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正确执行制度的正义美德。(二)领导干部道德是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榜样。《礼记#8226;缁衣》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领导干部道德对大众道德影响很大。良好的领导干部道德会自发引起大众的敬仰，形成一种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20世纪60年代，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就是妇孺皆知的道德榜样，这种道德榜样具有某种权威力量。那么，领导干部道德又何以成为一种权威榜样呢?我们认为，这是由领导干部的特殊角色和领导干部道德的政治属性决定的。领导干部来自民众，又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是由人民授权的具有特定身份的民众，即领导干部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头雁，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领导干部道德从属于公民道德，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道德，它是基于领导干部角色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领导干部道德承载着一定国家和政党的价值诉求。与普通大众作为道德榜样相比，权力的运用和特殊的政治使命相结合，使得领导干部这种道德榜样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权力的强制性使得领导干部道德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示范中具有了产生权威效应的条件。托马斯#8226;戴伊认为，“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据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8］。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