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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草案初稿内容宪法监督论文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是孙中山的遗训。国民党完成北伐后，于1929年三大时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1932年底，国民党确定继续进行宪政准备工作，于1933年1月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以下简称宪草委员会)。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受命负责起草初稿，于1933年6月初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以下简称《吴稿》)。《吴稿》分为“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之保障”五编(篇)，共214条。其中，“民族”编开启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先河，反映了一战后列国宪法、民族主义对民国制宪的巨大影响，是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重要内容。 一、宪法草案以三民主义分编的初步确定 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院长。就职伊始，即罗致专家40人，成立宪草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1］依三民主义精神立法，为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宪草委员会组织规程时，第一种分组意见即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以为将来的宪法，一定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所以主张分为五组，以便研究。一为民族组，研究关于国体、领土、主权等之问题;二为民权组，研究关于人民行使四权和民权保障之问题;三为民生组，研究关于国民生计之问题;四五两组研究关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制之问题。［2］(P．92)这一意见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其影响不可低估。1933年2月9日下午，宪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到宪法草案起草程序，议决交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委员焦易堂、傅秉常、吴尚鹰、马寅初、陈肇英审查，由张知本召集。［3］11日，有报道称，宪法起草委员会某委员谈到，起草宪法程序，究以何者为先决问题，正在会商中，现有大部分委员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宪法最高范围，全部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章，外交、土地、经济等列入民族章内，政权、制度等列入民权章内，有关民生问题列入民生章内。此种主张，最近当可决定。［4］16日，宪草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指定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及委员傅秉常担任宪法草案初稿主稿委员，并议决将孙科提出的根据三民主义研究宪法草案内容建议案，交原审查委员会审查。［5］审查结果虽不得而知，但孙科的主张很明确:根据我们特有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6］3月间，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宪法草案纲目的提案，内容包括基本原则、民族篇、民权篇、民生篇、附则。民族篇包含:(1)国体之规定，(2)主权之规定，(3)国土之规定，(4)国旗之规定，(5)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6)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之规定，(7)其他。他们认为，五权宪法不但可以有它特殊的内容，还可以很自然地以三民主义为经，五权制度为纬，自成一种形式与体系。［6］根据这个提案，小组会议决将宪法草案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4月21日，审查委员会开会。关于宪法编制问题，采纳了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小组会上提出的建议，将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但详细节目由主稿人斟酌。［2］(P．197－200)三位委员所拟提案，应该说代表了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的主张。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渐产生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为“再造派”［7］(P．74)。国民党成立非常会议及两广国民政府时期，钟天心为宣传部主任秘书及市政府秘书，周一志为非常会议秘书而被派赴上海秘密工作。邓公玄1928年春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适孙科由欧赴美，力邀其同轮归国，邓遂携眷与孙科偕行返沪。孙科膺任铁道部部长新命，初派邓为秘书兼机要科长，旋孙科兼任交通大学校长，邓又迁调交通大学训育主任。1929年3月，孙科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又调回铁道部任秘书兼编译科科长。1932年，孙科赴粤，邓随行，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迨九一八事变，宁粤合作，孙科又偕邓返沪至京，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2年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就是在钟天心、周一志等人奔走下，孙科约集一些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来的。“孙科以政治主张被接纳为理由，于一九三三年初到南京就任立法院长;我们几个朋友都当了立法委员。立法院负起草宪法的责任……我们……也是起草委员。”［8］(P．139)这里的“我们”，即包括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