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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建设工程企业发展研究建设工程论文 一、本土考察:国际建设工程发展现状 自2013年一带一路规划提出以来，3年期间各类海外工程项目和各类出口订单数量迅猛增加。仅在2016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但是五大上市央企海外签单速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自2015年35%下降到2016年18%。其数量的下降主要是受地缘政治和国企内部改革等方面的影响。一带一路为国内企业走向世界带来诸多新的机遇，国际建设工程项目的发展有助于企业资本地迅速积累和海外市场地扩展。同时，工程项目建设亦存在各类复杂多样的风险，包括项目实施风险、项目管理风险、项目经营方式风险、项目投标风险和国家政治风险等。其法律风险贯穿于工程建设项目各个环节，是最为复杂多变的风险类别。 二、问题意识:国际建设工程项目的法律风险与冲突 国际建设工程具有参与主体复杂、项目周期长、跨区域性以及易干扰性等特点，因此在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索赔、争端及解决方式和法律适用等各个环节均存在形式复杂多样的法律风险。本文通过对以下三个典型国际建设工程失败案例的分析，将各类法律风险进行归纳和总结。波兰高速公路案:合同主体双方采用的是国际工程招标通用的菲迪克(FIDIC)条款，但波兰公路管理局对合同进行了修改，使得许多款项不利于中海外联合体承包方。沙特轻轨案:第一，未全面理解分包相关法律;第二，缺乏劳动力法律背景知识。由于中东地区存在严格地宗教信仰，工人履行8小时工作制度。这使得该工程并不能像国内“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推进工期。墨西哥坎昆“龙城”案:2013年，中国的2000多家企业计划入驻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但墨西哥生产部门和工业商会联盟坚决反对“龙城”项目，并且向坎昆市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资格进行审查。在多重阻力综合作用下，坎昆市生态和城市发展部以不符合环境规定为由，驳回了“龙城”建设许可证的申请。基于上述国际建设工程项目案例的分析，我国企业在应对各类法律风险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第一，前期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工作缺乏系统化。在多数的国际工程项目进展过程中，各企业主要还是依据自身的经验应对项目风险，常常忽视当地的政治环境变化等外在因素。第二，对项目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未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国的法律规范对劳动、税收、合同履行和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对工程的成本预算和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多数企业并未及时全面收集相关信息，给后期项目的执行和质量留下隐患。 三、融会贯通:域外模式经验借鉴 1、法国“万喜公司”。一是风险管理能力。万喜公司在项目选择时会避开利润低、风险高的传统建筑工程运作环节，并且通过早期的项目介入将承包项目转向为自己策划的项目，进而吸引投资。二是拓展多样化融资渠道能力。其每年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私募资金所筹措的资金可达总资产的60%以上，同时新兴起的BOT和PPP项目融资也不断丰富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三是将建筑承包业和项目运营有机组合的能力。万喜公司严格区分工程项目各环节的盈利能力，将盈利最大的部分由分配给其子公司，将盈利较小的工程环节进行外包，将项目的运营权授予其特许服务子公司。2、美国。第一，合同形式与内容。一方面，美国的承包商根据市场变化的需求开发了多样的合同形式，具体类别有:固定价格合同、成本补偿合同、保证最高价格合同、设计施工合同，项目管理合同等。另一方面，美国建设工程承包商更注重合同的实质平等，积极与发包商就合同的争议条款和可能存在风险分配提前在合同中予以固定，以降低在工程实施中风险发生的概率。第二，参与主体资质。承包商与项目设计院作为国际建设工程项目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美国在它们的资格准入方面具有严格地限制。就承包商的主体而言，主要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和私营企业，其重点负责项目的管理，其他大部分工作由分包商承担。美国大型国际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方案多是由私营的设计事务所。3、日本。日本企业在开展国际工程项目时，尤为重视工程项目的计划管理。一方面，国际建设工程项目计划的制定严谨、周密，且更具科学性和体系化。它不只体现在计划会全面覆盖工程执行的任何环节的进度概况和成本控制，更表现在能够准确无误地落实项目计划，充分考虑了具体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客观限制条件。此外，项目计划既有宏观的合理把控，也有细致入微的基层工作，进而组成完整的实施方案。另一方面，项目计划在实际实施时，具有不易变更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点。总结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