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认定.docVIP

PAGE PAGE 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认定 　　〔摘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新增的加重情节的规定有助于刑事立法更好地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不同，二者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成立想象竞合犯的关系。本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区别主要在于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不同。实践中认定本罪的共犯应结合具体案件的主客观情况综合进行判断。 　　〔关键词〕有毒、有害食品；司法认定；罪与非罪；罪间界限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98-0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繁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事件，一方面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一方面，也在拷问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广大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还关系到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是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作为强制性最为严厉的法律，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是必不可少的。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开始施行，取代了之前的《食品卫生法》，与之相适应，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也进行了修改：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将该条规定的比例罚金制改为抽象罚金制，除了该罪名现有的危险犯、结果犯情形外，还增加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节犯的规定；对《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取消了拘役、单处罚金的刑罚，提高了起刑点，将该罪的法定最低刑修改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改比例罚金制为抽象罚金制，提高了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将原先规定的“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改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将“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改为“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增强了司法实践中查处该类犯罪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0年9月1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7日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及相关职务犯罪务必依法严惩，特别是对影响恶劣、社会关注的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判处。从立法规定、司法机关的具体举措以及民众食品安全意识等诸多方面来看，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刑法分则中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罪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经历了重大修改。然而，立法的完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把握并应用该罪名来规制当前常见多发、恶性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也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 　　1.本罪的“行为犯说”与“抽象危险犯说”之争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2008年6月25日）第二十条的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应予立案追诉。”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针对有毒、有害食品，只要具备了生产、销售二行为之一，即应当作为刑事犯罪来进行处理。从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来看，素来有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之界分。结合到本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理论上还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是行为犯[1]，另有学者认为本罪是抽象危险犯[2]。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行为犯要求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而危险犯是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既遂标志。危险犯中又进一步区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在法律上需要明确把危险规定于犯罪构成要件之中，而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本身即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理论纷争的原因在于持“抽象危险犯说”的学者对于行为犯的认识与传统刑法理论有所不同：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结果犯在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具有时间上的间隔，而行为犯则没有间隔。“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