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一.pptVIP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一）“十七年”时期（1949－1966） （二）“文革”时期（1966－1976） （三）“新时期”（1976至今） 二、新的文学方向 （一）毛泽东的文学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阶级性 重视“生活”的重要性 继承与变革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1、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2、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三、新的文学体制 1、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组织领导 2、领导机构 　　宣传部、文化部 3、文学团体 　　文联、作协等 4、刊物 5、出版 四、矛盾与冲突 （一）“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 讨论 　　1949年8－9月，《文汇报》，冼群、张毕来、陈白尘等。 　　冼群：“不是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写的人）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去描写的问题。……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反动派，也可以写四大家族，也可以写帝国主义。” （《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张毕来 　　“一个作家，或者一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由这作者‘如何写’他的题材而决定，不是由他写‘如何的题材’而决定。”（《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呢》，《文汇报》1949年8月31日。） 陈白尘 　　在新解放区的上海，这样断章取义地“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将被若干人所大大欢迎的。冼群兄文章一开头就说，“好些朋友”就担心着“是不是还可以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呢？”就是个最好的证明。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为什么独独担心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还可以写”？为什么就不担心于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等等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就显然潜伏着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隐衷。……在要求“加强学习”“向工农兵学习”的口号之下，“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提出，我担心着会被若干人利用做写作的避难所。（陈白尘：《“误解以外”》，《文汇报》1949年9月3日。） 夏衍 　　当时文艺界从上到下都有一个统一的口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家都这么讲，谁也没有提出过疑问，可是到了解放后的上海，就有一位党外的老作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除了工农兵之外，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由于我过去一直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拿出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其中的一段说：毛主席明确地讲，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士兵，“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不是还说：“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吗？（《懒寻旧梦录》） （二）《武训传》批判 1、武训与《武训传》 　　武训，山东堂邑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938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武训通过行乞和苦行积钱，并把积下来的钱存放在乡绅那里放贷生息，陆续兴建了三所“义学”。为此，清王朝封他为“义学正”，给他立了“乐善好施”的牌坊，并赐他穿黄马褂。武训死后，从清末一直到解放前，许多军政要员、文化名流都对他赞誉有加，热心地鼓吹武训和“武训精神”。 影片《武训传》 1944年夏，陶行知推荐孙瑜拍摄《武训传》； 1948年，《武训传》由国民党中国制片公司投拍，导演孙瑜、主演赵丹，11月停拍； 1949年2月，“昆仑”以150万金元券低价购得《武训传》拍摄权及已拍好的底片； 1949年7月，孙瑜问周恩来对武训的看法，周并不完全赞同，对孙产生冲击； 1949年底，昆仑编导委员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孙瑜，演员赵丹、蓝马等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修改《武训传》剧本，把剧本从原来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武训兴学失败的“悲剧”。 1950年1月初，昆仑公司约请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领导夏衍、于伶、陆万美等三位讨论《武训传》能否拍摄问题。 夏、于、陆三位都不赞同，但迫于“昆仑”经济方面的压力，勉强同意。 1951年初，《武训传》拍竣并上映，广获好评。 2、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 对武训本人的批判。 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 对文化界的批判。 对共产党员的批判。 对武训本人的批判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武训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个比一个严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