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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相关问题的探讨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相关问题的探讨 国内外对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 在对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上,由于资产减值准备可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故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1 国内学者的研究 王跃堂(2000)通过对1998年A股上市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存货减值和长期投资减值)的执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自愿执行减值的比例远低于强制执行减值的比例。说明自愿执行三大减值准备政策的规定很难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自愿执行减值和未自愿执行三大减值准备政策的两类公司的特征有系统偏差。具体表现在负债率、公司规模、配股现象、扭亏现象、特别处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状况和审计意见等特征变量上有显著差异;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由一些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决定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周忠惠、罗世全(2000)认为,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起点为决策有用观。由于资产计量越接近其真实价值,越有助于市场的投资决策。资产减值会计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资产价值的信息,向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未来现金流入或流出等决策相关的信息,而不在于向所有者报告受托责任。 王建新(2007)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转回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公司高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所致,而非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及其资产质量的提高。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金额与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实现扭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上司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净利润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李增泉(2001)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在1998年度和1999年度资产减值情况的考察,发现当上市公司可以选择不计提减值准备时,一般趋向于不计提,即使计提,其提取比例也显著偏低。然而,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变更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期间受益的资产减值政策。在控制如资产规模、负债比率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后。仍可发现具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在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有利于其利益的偏差行为。 苑晓明(2008)认为从足够长的时期来看,盈余管理只是改变会计收益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而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收益。盈余管理是以符合法规准则为前提的,手段多是针对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和滞后性。管理层利用可选择余地,采取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减值政策。 丁方飞(2007)自1998年开始要求计提减值准备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文献,一种就是“盈余管理工具论”,另一种则为“资产价值损毁观”。作者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1至2006年的资产减值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取得有效样本699个。通过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2006年度与以前年度所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增加“盈余管理工具论”的证据。资产减值准备是否普遍被利用作为盈余管理手段,现在未有定论,作者也未能找到相关证据。 金未(2008)认为资产减值会计是一种构筑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上,以一定程度上削弱会计信息真实性为代价来提升会计决策相关性的一种特殊处理程序。是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的权宜之计。 秦俊绒(2008)国外对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动机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客观的经济原因,即资产减值代表了企业在资产发生毁损情况下的恰当的应对行为。二是由于经理人员出于自身或企业经济利益的考虑,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行资产减值。这时,资产减值可能变成管理者操纵盈余或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一种手段,这将资产减值的研究置于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之下。 1.2 国外学者的研究 Strong和Meyer1987对120家在1981至1985年间宣告资产减值的样本公司进行了研究,作者发现,决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最重要因素是管理层的变更,尤其是当新的管理层来自企业外部时。作者还发现,计提减值似乎发生在财务业绩正在得到改进的期间。 Zucca 1992以1978~1983年问宣布资产减值的67家公司为样本,并以所处相同行业且没有宣告资产减值的公司为对照组,进行股利增长率、盈余与市价的比、资产负债比、季度的资产回报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发现了有资产减值的公司比没有资产减值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差。 McNichols等1988的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业绩较前期提高较多时,为了体现公司的平稳发展,会较大提高资产减值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