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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记忆 建国初期，由于广西的工业化程度很低，近代工业几乎空白，日用工业产品除了火柴可供需要外，其余几乎都从外省调进。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尽快发展广西工业，党中央做出沿海工业城市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决策。于是，从1956年12月上海大东印刷厂迁往广西南宁开始，之后的14年间，陆续有26家企业约3000名职工，连同家属8000多人，分5批离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远迁广西，无偿支援广西的工业建设。这些人到广西后，为广西带来了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等，填补了广西工业的许多空白,对广西工业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采写此文，感谢上海支边企业，感谢上海支边职工。 “阿拉家在南宁。”每当别人问起包善美家住哪里时，今年81岁的包善美老人总是这样说道。她曾经是上海大东印刷厂的职工，1956年在上海支援广西建设的浪潮中，当年29岁的包善美毅然乘坐上南下的列车，随厂迁到广西南宁市。 “乡音未改鬓毛衰”，50多年转瞬即逝，如今第一代上海支边工人大都已是花甲老人，谈起支边的往事，他们感慨万分，那些人、那些事犹如发生在昨天。 整厂举家奉命迁到南宁 坟地荒地上建起大工厂 谈到1956年以前南宁的工业，广西民族印刷厂（以下简称民印厂）上海支边老师傅陈云志回忆道:“就以印刷业来说，当时南宁只有一家人民印刷厂，生产效率低，印刷质量不高，只能印一些简单的表格或发票等，连学生的课本都不能印制。” 为支援广西印刷业，当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上海市将前身为大东书局的大东印刷厂迁往广西南宁。大东书局在当时与商务书局、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并称为上海四大书局，可见，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迁厂支边的行动。当时的迁厂方针是“先生产，再安家”，一到南宁，工人们就立即投入到民印厂的筹建工作中。他们自己动手组装从上海运来的机器设备，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印厂就正式投产了。 “来之前，我们已经做好困难准备，可来到南宁才发现，条件比自己想象的要艰苦多了。”民印厂上海老师傅孙阿炎回忆起初到南宁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南宁还没有明秀西路这个称呼，厂房所在的一带大多是坟地、荒地和果园。职工们都住在木板楼里，一家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且，几户人家挨得非常近，通常是几户人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 民印厂地势较高，由于水压不够，厂里常常缺水，职工们每天都要拿着水桶和脸盆去排队等水。除了缺水缺电，饮食不好也是职工们面临的一大困难。民印厂上海老师傅陈云志说，当时粮食少，每位职工一个月只能得到14公斤大米、4两油及一些红薯等杂粮。许多职工都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糠饼是给患浮肿病的职工的唯一补贴。“只有生病才有糠饼吃。”回忆起当时的艰苦生活，陈云志等上海老师傅笑了。 和大东印刷厂一样，后陆续有6家上海企业来到南宁。1960年5月15日，对于南宁市皮鞋厂的上海老职工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友谊皮鞋厂约100人的队伍，带着设备、资金和制鞋技术，携家带口千里迢迢迁到南宁。 1960年以前，赵藕英是上海一所学校的老师，而她的丈夫是上海友谊皮鞋厂的职工。就在赵藕英26岁这一年，她的丈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头带着妻儿随厂迁到了南宁。 “这附近都是荒地，到了晚上，地里的虫子就会整夜叫个不停。”这是赵藕英1960年对南宁的印象。 “刚来南宁的头三个月，厂里都会给职工发些蔬菜，后来不发蔬菜了。”赵藕英家里的粮食开始紧张起来，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的脚肿得像萝卜一样。 杜发明是南宁市皮鞋厂的第三任厂长，回忆起支边艰苦奋斗的往事，他总有说不完的话。1960年7月，职工们来到南宁开始筹备生产。由于没有厂房，他们只能借南宁市制糖造纸厂的食堂作为车间，当时职工们都住在两栋大宿舍里，因为车间太少，他们也在宿舍里工作，但工人们非常卖力，每天都加班到凌晨零时，加班得到的仅是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大饼或者一碗粉条。等工人们都回去休息了，干部们还不能休息，常常整晚开会。由于热情高涨，每位工人每天能够做一双上线皮鞋和四双胶粘皮鞋，技术上已经能和上海的制鞋水平相比了。 上海师傅言传身教 优质产品层出不穷 在上海师傅的帮带下，民印厂职工们集体努力，民印厂迅速成长为中南五省区中产量最多，产品质量最好的印刷厂。从民印厂走出了大批广西的印刷人才。“当时我们厂获得的奖励太多了。”民印厂上海老师傅蔡闯如数家珍般，向记者细数民印厂印制的印刷精品，如《今日广西》、《今日南宁》、《柳州十年》、《广西各民族民间图案选集》、《思想解放》、《红旗杂志》等书刊，都获得了全区乃至全国的优秀奖励。每一年，民印厂印制的一些中小学教科书都能评上全国的优质产品称号，最多时一年能评上6本优质产品。 “我们厂最辉煌的时期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谈到昔日的辉煌，南宁市皮鞋厂第三任厂长杜发明显得很兴奋。1980年，经过一番整顿革新，皮鞋厂达到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