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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媒体理性与中日关系沟通 　　编者按：2012年本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遗憾的是发生了中日钓鱼岛争端，使得两国出现了40年来最严重的“政冷经凉”局面，甚至引发了两国民众间的瓦不信任。这种局面是否会长期影响中日关系，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当前的两国关系形势，中日媒体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就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与日本媒体有广泛沟通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先生。 　　沈晓宁：作为长期参加中日媒体对话会的中方代表之一，您认为这项活动的意义和最大收获是什么？ 　　陈小川：2012年6月，我们在冲绳举行了第七次中日媒体对话会，迄今，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多時间。 　　记得第一次对话時，我们之间相互了解不够，双方争论得非常厉害。日本媒体的同行们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上指责中国媒体不敢批评政府，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反驳。后来，大家将媒体报道的客观与真实确立为对话的标准。从此，我们的讨论变得理性，日本媒体的朋友逐渐认识到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开放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也承认中日媒体都存在过度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价值取向等问题。 　　在交流中，日本《产经新闻》的总编辑认为该报就是日本的《环球時报》，中国的《环球時报》是中国的《产经新闻》，两者都是态度鲜明的媒体。我觉得，在一个信奉言论自由的国家中，有不同的声音是非常正常的，包括有些过激的，或是为了市场利益而夸大一种认识的言论，都是正常的。其实，日本就是这样。 　　通过7次对话，我们彼此不仅加深了了解，看到了对方的真实情况，而且大家成了好朋友。 　　沈晓宁：理性的沟通帮助中日两国媒体形成了相互理解。然而，一场钓鱼岛争端却让实现了40年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小川：近期，中日关系围绕钓鱼岛争端陷入了低谷。我记得，今年在冲绳的会议上，中日两国的媒体人都谈了—下各自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当時，我说：“未来中日关系是不好也不坏。经过这7次交流，我已经不担心中日媒体，特别是日本媒体为消费公众的情绪而扩大中日关系中的裂痕。但是，我担心日本的政客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秀，不惜破坏中日关系的稳定。”日本著名电视评论家田市康弘先生当场就跟我说，不要太在意石原慎太郎等人的言行，他在日本就是个漫画式的人物，不会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没想到，如今正是石原慎太郎这些人掀起了这场中日关系上的大波澜。 　　。我认为，钓鱼岛是个历史问题。对此，我非常敬佩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等中日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可以约定搁置钓鱼岛问题，不让它去影响中日两国共同发展的大局。我觉得，老一代政治家们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是“董事长级”的政治家。但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大多都是“CEO级”的。“CEO”们在处理历史问题時，会显得操作性很强，却缺乏“董事长”们的洪韬大略。 　　同样是领土问题，中俄曾经成功地解决了黑瞎子岛的争议。现在，双方共同开发，当地变成了旅游区。当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曾遭到国内的一些非议，但事实证明中俄两国领导人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中俄双方最终都从中受益。 　　邓小平访日時曾说：“这个问题让后人去解决，后人会比我们聪明得多。”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出现比他们聪明的政治家，尤其是日本。我觉得，如果现在把钓鱼岛问题弄得越来越乱，那就是对当代中日两国人民智商的嘲弄，也说明比先辈们的智慧差得太多。 　　另外，我认为这也反映出西方选票政治的弊端。去年，我见到94岁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他我与他在讨论利比亚问题的時候，有一家德国电视台的台长说：“请问施密特先生，如果你在职時，碰到利比亚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解决？”施密特先生说：“请你不要用这么小的问题来问我，我考虑的是世界5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当总理的時候处在冷战期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当時，我觉得这才是具有战略性眼光的政治家，称得上是“董事长级”的。但是，产生这种政治家的土壤与纠缠于党派斗争、争取选票的格局是相悖的。 　　虽然多党制和选票政治有许多好处，但是，一味沉浸在选票政治中，会造成没有人为大局负责，只为眼前的票数负责的短视与片面。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年+相”、“任重道不远”。钓鱼岛问题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日本政治家在被选票所左右。早在1984年，《中国青年报》就曾报道过刚刚下台的野田首相。当時，他还是日本3000青年访华团中的一员。我觉得野田首相是个聪明人，但是他屈服于选票政治，结果有了目前的结局。希望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能以经济、民生大局为重，搞好和邻居的关系。 　　沈晓宁：在当前中日关系形势下，您认为日本方面应该持何种态度来面对和处理两国间的关系困局？ 　　陈小川：我觉得，日本需要正视自身与中国。 　　我特别注意到十八大提到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