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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印行出版，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在私家藏书楼时期，许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保存典籍的目的，尽力刻印、出版图书。到了近代，印刷出版已经从传统的刻书藏书事业中独立出来，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以及提高学术、弘扬古籍文献的需要，以传播知识、教化民众为己任的新式图书馆，不少在编目、流通等常规业务之外，也从事印行、出版活动。正如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所言：“省立图书馆之性质与使命，应多顾及学术图书馆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文献，提高学术，亦应与国立图书馆分工并进。是以如印行馆藏珍本，编印专著单册，发行期刊，亦为省立图书馆应有之职责，正不如恒人以为图书馆之事仅以民众教育为限也。”本文拟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勾勒出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概貌和特征。 　　1文献检索与统计 　　1.1统计时间段和文献信息源 　　尽管“图书馆”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出现过，但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与“科学”一词一样，实源自日语之用法，而最早使用它的国人当推曾出访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等11国的晚清外交特使傅云龙――他在1887年12月2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游日日记中写道：“图书馆有元本《汉书》。”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新式图书馆则是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不过，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间上限，1949年（新中国成立）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间下限。因此，本研究将统计的时间段设定为1904-1949年。 　　统计时段确定后，还须选取统计的文献信息源。目前，可检索近代图书书目信息的检索工具有： 　　（1）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简称“国图OPAC”）。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其前身历来执行全面入藏的方针，且一直是我国出版物样本缴送的法定接受馆，故馆藏丰富，品类较全（尤其是古籍类图书），其中1904-1949年的图书检索记录数达16.5万多条。 　　（2）《民国时期总书目》。该工具书是一大型回溯性书目，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6年出版，主要收录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收藏的1911-1949年9月间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 　　（3）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L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简称“CALLS OPAC”）。CAUSOPAC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的联机目录查询系统，数据范围涵盖中外文普通图书、中外文期刊以及古籍，其中1904-1949年的普通图书和古籍检索记录数达31.8万多条。 　　（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简称“民国图书数据库”）。该库的建设是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漏补缺而完成的，最终确定了15万种民国图书，目前有10.4万条图书题录数据可供检索。 　　（5）《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编》（全十八册）。该目录收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自成立以来至2013年6月底之前拍摄的民国时期图书8.5万余种。 　　（6）《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该目录主要收录重庆市相关机构所收藏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期间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献，分为图书、期刊、报纸（包括缩微胶卷）、图纸四个部分，其中“图书”部分收录图书4.3万多种。 　　（7）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简称“CADAL数字图书馆”）。该数据库是一全文数据库，目前收录晚清与民国图书15.9万余册。 　　（8）“?x秀”数据库图书频道。该数据库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互联网图书资源查询系统，文献资源收录丰富，几乎涵盖所有中文图书，其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近代图书和古籍的书目或全文信息。 　　（9）其他检索工具。如《全国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1937-1945年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重庆市图书馆1957、1958年编印）等，可检索中国近代特定时期的图书信息。 　　上述检索工具，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存在遗漏。故欲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情况，必须综合、交叉利用上述检索工具，以相互补充或彼此印证。 　　1.2数据处理 　　对检索所得的图书题录信息，应对出版时间、出版地、图书类型、出版者等项进行相应处理。关于出版时间，主要以初版为准，其中一些丛书的出版年份显示为连续年份，则取起始年份。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的出版时间为1929-1931年，则取1929年；关于出版地，考虑1904-1949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多有变动，故“出版地”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准；关于图书内容类型，主要根据“中国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