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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研究综述(下) 2012-1-10 10:17:06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周冰 钟玉文（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经济系） ??? 王玉海(2007)明确提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他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在于转型的主导者—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增长为目标的活动，以及政府不断为其创造条件和改善条件的行动。也就是说追逐“即期经济剩余”，以及因制度效率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的即期经济剩余的变动构成了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内在动力。如罗德里克(2010)所言，中国能持续向市场制度变革，避免了印尼“走向麻烦”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国大体遵从了把经济增长视为制度变革的机遇。但实际上这并不只是政府的主观选择，也不能表明将永远如此，因此需要一种内在的机制来保证它的运行。对此，周冰(2007)提出，要保证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转换就必须以生产性改革②作为改革决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规避政府目标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改革，以保证生产性的改革和利益增加的机制，消除可能的路径锁定，以推进过渡性制度持续演化，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的方向和路径 理论界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体制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通常与他们对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方向的看法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往往是与学者们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机制的研究相关的。这方面的文献在观点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对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能否以更低的成本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持否定或怀疑的观点。前者如萨克斯、杨小凯(杨小凯，2003；萨克斯，2000)等，后者如科尔奈(2005；Kornai，2000)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以萨克斯和科尔奈为代表的这些学者探讨的并不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问题，而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为转型目标的既定前提来讨论渐进改革下诸如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否推进的问题。他们否认转型国家在建立市场制度上其他可能的创新，并且认为经济运行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组合关系也都是单一的。他们基本上是以目标来衡量转型方式、转型路径的优劣，否认经济增长与过渡性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对中国渐进转型的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重视即时经济绩效而轻宪政规则的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对于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和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顺序进行渐进转型能否把中国带入西方市场制度表示怀疑。 第二种观点，虽然也把转型看成是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到一个先验给定的终点，即把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体制转型既定的前提和目标，但是由于他们赞成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主要探讨的是改革过程的路径。在罗兰(2002)的研究框架下，过渡性制度并不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这导致作者主要是从确定恰当的改革顺序的角度来解释改革的不断推进。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认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选择只是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一种即兴反应。樊纲、胡永泰(2005)则提出，在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是平行推进的，而非改完一个领域后再改革另一个领域的循序渐进。 第三种观点强调市场体制的多元化。如周冰(周冰等，2007，周冰，2008)认为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是多样的，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存在共性的规则，但也存在一些与各国历史、文化等相关的一些特性制度。由此认为过渡性制度演化的方向并不是照搬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现存的市场制度的原型，而要根据现代市场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创新，以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国国情和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体制。豪斯曼、怀默霆(Hausmann et al，2008；Martin King Whyte，2009)等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都反对简单照搬他国模式，主张根据国家自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等进行市场导向的制度创新。赵志峰(2007)通过最高(政治)决策者、主管政府和企业的三元博弈来解释国企的演化机制，从主管政府的腐败行为等角度来说明演化方向的多元性或难以达到彻底的私有产权制度。钟玉文(2010)认为，转型中滞后的风险转移是推动国企产权制度持续演变的直接原因，其核心动力来自最高(政治)决策者，并试图通过把主管政府进一步细分为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解释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改革方向的多元性和与社会公众目标相背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增长目标来评价过渡性制度、决定过渡性制度变革方向，另一方面强调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趋势的不确定性。罗德里克主编的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2010)是一个主要代表。他们通过国别研究得出：虽然政治民主和产权清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