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案演示2.pptVIP

（二）论五言诗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东汉五言诗的出现，是诗歌形式方面的一个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至魏晋时期五言诗大力发展，取代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作家众多，作品大量涌现。至齐梁时期，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已有几百年了，但偏于保守的理论界仍是重四言而轻五言。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虽以五言诗为论述对象，但仍不承认它是诗歌正宗，所以有“四言正体”和“五言流调”之别。钟嵘则打破了儒家传统的偏见，积极倡导五言诗的创作，在诗歌的历史发展中充分肯定五言诗的地位，这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诗品序》说：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钟嵘认为，五言诗在刻画形象和抒写感情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功能。造形能详，则形象鲜明而具体；穷情能切，则抒情委婉动人。因而他明确指出：在诗歌创作中，五言诗应居主要的地位。 在充分肯定五言诗的地位之后，钟嵘对从建安到刘宋时期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作了具体的论述：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己含跨刘、郭，凌轹（lì）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大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这一段五言诗发展史的论述中，钟嵘指出了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期的诗歌成就，并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为杰出代表。这些观点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论述和萧统《文选》的选诗标准都颇一致，可见这是当时美学思潮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在三个时期中，钟嵘特别推重建安风力，盛称其“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这种评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这段评论中，钟嵘认为建安以后、太康以前的曹魏时代，诗歌处于“陵迟衰微”阶段；西晋末年到东晋时期即永嘉以后，玄言诗流行，诗风更为不振，钟嵘讥为“建安风力尽矣”，这些批评都是及时而精当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所见与钟嵘完全一致。当然，《诗品》所评，也有可商榷之处，如置陆机于上品，于晋宋之际不举陶渊明，即在古代，也已有人加以批评。不过程不掩瑜，我们应从其总体倾向来肯定其理论的价值。 （三）论诗歌的艺术性和评诗的标准。 钟嵘认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包蕴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之中，应从诗歌的艺术特征出发，来确立诗歌批评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 1、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声律利用典。 钟嵘时代，正当沈约提倡声律之说，对此他是反对的。他认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由于声律论的提倡，“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钟嵘反对过分追求声律而流于形式的不良风气，主张自然流转的“真美”，是基本正确的。但就声律对诗歌艺术发展的贡献，他的认识不足，表现出偏激的态度。另一方面，钟嵘对用典的风气也深表不满。 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钟嵘认为“吟咏性情”的诗歌，都是描写目击身历的景象，根本不需要用典，因此他提倡“直寻”和“自然英旨”，这对纠正“竞须新事”、“寝以成俗”的不良风气是有积极作用的。钟嵘反对声律相反对用典、是同他主张自然真美的观点——致的。 2、在诗歌创作上提出滋味说。 味，《说文》解为“滋味也”，指人的器官对于食物的感觉或对气体的感受。《说文》段注释曰：“滋，言多也。”可见，滋味，原指味觉上的综合快感。后来引申转化指审美快感，逐渐引入文艺领域。首先将“滋味”一词用于艺术理论的是三国魏时嵇康，他说“口不尽味，乐不极音”。 钟嵘则是第一个把“味”当作诗歌的艺术审美标准，《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他还批评玄言诗“淡乎寡味”。作为诗歌美感的“滋味”，是指作品中蕴蓄着深厚动人的感情，能够引起读者的激动、联想和咀嚼回味，亦即指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造诣和境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突出了诗歌形象性的持征。钟峨《诗品》中对四百多年间出现的122位五言诗人进行品评时，具体地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