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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 　　摘 要 我国西北地区毒品犯罪案件逐年增长，在司法实务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刑事推定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学术界对推定确认案件事实的特殊方法展开了初步研究，刑事推定制度及原则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与无罪推定、有利被告人原则并不矛盾，它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突显的问题；加强对西北地区毒品犯罪案件中刑事推定的运用，与其他禁毒方法、政策综合运用，以期部分解决该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 　　关键词 主观明知 刑事推定 证明责任 　　作者简介：李鑫，西南大学法学院2011级研究生，宁夏吴忠市人民检察院，副处长，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72-02 　　案情概要：犯罪嫌疑人马某、杨某、张某三人，马某系货运司机，在与杨某商议购买毒品后，二人从西北地区装运煤炭运往云南昆明，在昆明二人与张某会和，张某系毒品押运人，防止被买家骗货，确保交易安全。而后三人从昆明一个货运部内接收一麻袋石头，麻袋上写有杨某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三人随后将石头砸开取出703克毒品，将毒品伪装放置在货运卡车拖挂车厢篷布内，三人行车至家乡境内被警方抓获，杨某、张某拒不承认参与此次毒品犯罪活动，杨某辩称是马某雇佣的司机，张某辩称只是搭车回家。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张某拒不供述，拒不承认参与毒品犯罪活动，系“零口供”，对其在司法实务当中无论是采用犯罪构成“四要件”还是“三阶层”学说，犯罪论体系都要求对犯罪主观要素予以认定，那么对于“零口供”或无相关证据印证的“孤证”案件、“一对一”案件主观要素如何认定即摆在我们面前。在司法实务当中，颇让人困扰的是上述少数毒品案件由于“零口供”、“孤证”等，“主观明知”认定证据不足或无法认定，案件只能以毒品犯罪的兜底罪名来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或被判无罪，法律此时颇显无奈。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了关于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实际上也明确了司法实务中对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刑事推定标准，但仅凭以上标准来认定现实中的毒品犯罪是不足的，实务中往往并不不限于以上情形，往往夹杂了多种情形，需结合相关证据全案综合予以认定。 　　笔者所在西部地区司法实务中经常遇到以下情形： 　　1.犯罪嫌疑人系毒品案件毒主，但其一贯在毒品交易中不抛头露面，与上下线均单线联系，交易时使用“马仔”和代理人。 　　2.在毒品交易中系居间介绍人，积极联系上下线、毒品交易的实际买卖双方，但是其在参与整个犯罪过程中未持有毒品。 　　3.协助毒品交易双方进行交易，获取少额利润，但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未持有毒品。 　　4.参与部分毒品交易活动后提前、先期离开，未在犯罪现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上述情况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普遍不承认自己参与毒品犯罪，这样的“零口供”、“一对一”、“孤证”案件，如何认定其对毒品交易、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成为我们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推定相关理论 　　“主观明知”这一犯罪成立的主观要素，一般意义是指：人在意识、精神上的明白，明明知道，明确理解或了解。 　　刑事推定，在刑事法领域是一个兼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跨学科问题，是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联结点之一，以推定为研究视角，可以关照整个刑事法。推定的基础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及事物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是人们通过长期、反复实践所取得的一种因果关系经验。 　　推定作为一个实体问题主要出现在立法阶段，如“明知”认定的途径之一推定，是一种实体法上的责任标准与程序法上的证明规则兼而有之的方法。推定在刑事法中的独特作用，正在于推定的精准性较证明为低，在将实体规则转化为实际的定罪量刑过程中，推定所解决的问题，正是证明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虽然不能达到精确的证明，但出于某些重要的刑事政策性考虑或者处于某种重大的法益需求，还是要完成对特定事件的结论性判断。在证据证明力所不及的角落，推定作为一种弥补的手段，对某些案件作出司法定论。如果某些重大法益需要保护，而某种侵犯法益的犯罪又难于证明，可以有两种办法解决这一难题：一是在立法设置构成要件时就降低控方的证明责任，加强辩方责任；二是在司法审判中借助推定来弥合证据之间的罅隙，进而缩短实体与程序的距离。 　　二、国外发展现状、刑法对主观明知的规制、犯罪构成要件 　　英美法系普通法无制定法意义上的立法，其立法推定是对特定词汇“constructive”的诠释，用该词汇表示的涉及刑事法的推定主要包括： 　　（1）推定叛逆。（2）推定知情。（3）推定非法获取，意指侵犯性取得。（4）推定欺诈。（5）推定意图。（6）推定恶意。 　　与大陆法系制定法不同，它们是具有规则指导意义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