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通货膨胀.docVIP

一、1937年6月－1939年4月：抗战初期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1936年至195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15年的战时通货膨胀时期。这么长时段的通货膨胀不但在中外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本质上是一种财政性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币制度。关于国民政府法币制度学界从不吝惜颂扬之词，认为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但从宏观历史判断正是法币改革奠定了之后长达15年的长期通货膨胀的制度基础，即原来对通货膨胀的制度约束（集中表现在纸币发行现金准备制度的名存实废）丧失而导致的货币滥发，货币供给过速、过量直接破坏了货币与商品的正常比例关系。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现行价格条件下社会可能提供的供给量，造成强大的货币购买力对应较少的商品和劳务，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对这一时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特征的认识并不是一个新的学术发现，早在1965年出版的的《中国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中，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杨格Arthur Young）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看法。 Arthur Young, Arthur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p11. 物价数据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疾速的加速度过程，本文的第二个考察对象就是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怎么起来的。 如果对这次长期通货膨胀进行分期，笔者认为至少应分：1934－1936；1937－1941，1942－1945， 1946－1950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呈现一种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下面我们根据通货膨胀成因论和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托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 一、1935－1936年的短期温和通货膨胀 1932年至1934年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通货紧缩时期，1935年物价逐步回升，这是从通货紧缩状态走出的奠基时期，制度基础是法币制度，基础因素是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制度的变更。 从近代经济史的宏观角度观察，1934年的通货紧缩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严重通货紧缩状态，法币改革可能要推后几年，通货膨胀受到白银货币制度的制约，而不至于过度膨胀。自由银行体制的不自由 关于法币制度研究，宋佳玉从抗战初期的汇率变化角度，对上海汇率市场进行了研究。而从准备金制度变更因素导致货币供给过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笔者尚未见到。而抗战时期军需导致的内需扩大则是现实经济的需要，两者共同促成了抗战初期通货膨胀局面的形成。 货币主义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因此我们考察过多的货币是怎么出现的，而过少的商品又是怎样出现的。 （一）货币供给：如同其他课题一样，货币供给没有系统的统计变量，我们只能从中中、交、农的纸币发行量来探讨。 （二）商品供给：商品供给分为外贸进口供给和国内生产性供给。我们知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推动产出水平的基础。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的年度增长率与年度通膨膨胀率是正相关，百分比这是核心问题所在。 关于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演变态势，张公权先生的英文著作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hang Kia-N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T Chang Kia-N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Sons, Inc., New York, 1958.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1929-1947年，杨格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 事实上，抗战初期的温和通货膨胀有着深刻的货币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着严峻的现实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现实需要的满足仰赖于货币制度的恩赐。本文拟从法币发行制度着手，从货币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理论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剖析。 军费开支猛增导致财政支出过猛、货币供给过量、过速的增加是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力源，抗战初期的中国货币发行制度正是集中体现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 一、 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