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性’谈语言与文学教学.doc

從「文學性」談語言與文學教學 引言 自從雅克慎 (Roman Jakobson) 提倡以「文學性」 (literaturnost; literariness)為文學研究的主題以後 (註1)，俄國形構主義者 (Russian Formalists) 一直努力著要從文學作品的語言表現中去界定「文學性」的涵義。在此種努力之下，找尋「文學性」變成在區別兩種語言：文學的語言與非文學的語言。在俄國形構主義者的觀念中，非文學的語言乃日常的、實用的、或標準的語言。文學的語言則是一種極為特殊不同的語言：它是文人在「裸現」 (laying bare) 寫作技巧時，把日常實用的標準語加以「不尋常化」 (defamiliarized)，而「置之前景中」(foregrounded)，使之成為「重於表現語言自身」而非「重於傳達語言含意」的語言 (註2)。 俄國形構主義者的這種語言觀念，顯然會影響我們的語言與文學教學。如果語言真的可以區分為「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種，那麼一般語言教學是不是就只需教「非文學的」語言？而文學教學是不是就不必管「非文學的」語言而只顧「文學的」語言？ 一般人雖不見得懂俄國形構主義者的理論，卻往往也會認為文學的語言應該不同於日常的語言，同時也會假定一般的語言教學應該僅限於（或著重於）教日常的語言。就以我們國內的英語教學為例，中學教科書中的選文都以一般所謂實用的文章為主，偶爾放進一些故事或詩篇，也是把重點放在教字彙、成語、文法等似乎不關「文學性」的東西。在大專的一般科系裡，外語的教授也側重在讓學生學習所謂日常的語言。好像只有在文學的科系裡，學生才大量地接觸所謂文學的語言。其實，即便在外文系裡，學生在接受聽說讀寫的訓練時，大家心目中還是只盼望著要學會所謂實用的語言，不太願意去碰文學。至於教文學的老師，則常常專心在文學知識與文學理論的灌輸，好像忘了文學作品也是語言組成的。他們偶爾做一點「文本分析」 (textual analysis) 時，也往往專注在他們認為與「文學性」有關的成分上而已（如主題、意象、象徵、人物、情節、背景、韻律…等）。他們似乎也認為文學的語言應該與日常生活的語言截然不同。 我們這種語言與文學教學的現象合理嗎？有沒有任何觀念必須矯正？本文擬從「文學性」開始，再來探討「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區分，進而從語言與文學教學的目標來反省一下我們當前這兩種教學的現況。 文學性 我們不能否認有些話聽來顯然是平常的語言，而有些話則會令人感到說法不尋常。所謂文學的語言，如有韻有律的詩行，或比喻特殊、多義詭譎的詞句，確實並非尋常人在平常時候說的。因此，俄國形構主義者把「文學性」視為存在於特殊化的語言表現中，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問題是：語言之尋常或不尋常是如何認定呢？不尋常的語言就必定是文學的語言嗎？又一般人的尋常話就不可能成為文學的語言嗎？ 語言之尋常或不尋常，顯然與主觀的認定有關。一個沒聽過 “Love is blue”這句話的人，會覺得這句話很新鮮很不尋常。可是，習慣聽那種話的人，便會覺得沒什麼。俄國形構主義者也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承認：詩歌性的不尋常話也會因為頻繁地使用而「自動化」 (automatized) 成為非「顯性的」 (dominant) 語言。其實，他們心中所謂的文學創作，便是把「僵化的平常語」變成「不尋常的顯性語」的過程。這麼一來，我們便沒有一套固定的語言可以稱為永久性的文學語言了。這也等於否定了有「詩歌詞藻」 (poetic diction) 這回事。 其實，不尋常的語言並不見得就是文學的語言。如果不尋常便有文學性的話，那麼瘋子的瘋言、狂人的狂語、與醉鬼的醉話，是不是就是詩詞文章？現代文學的確有些標新立異的作風，故意把語言弄得千奇百怪而自認那就是文學，如達達主義者 (Dadaists) 與超寫實主義者 (surrealists) 的作風便是。但畢竟那些近似癡人囈語的「創作」並不能廣泛為人所接受。 「文學性」的確並不等於「不尋常」。所謂「奇妙」，文學性應該是除了「奇」之外，還有「妙」才對。畢竟文學是以悅人為最直接的目的，如果一個語言不能產生那種美學效果，如何稱得上文學的語言呢？ 事實上，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有許多都是日常生活的語言。白話寫成的戲劇、小說、散文等，顯然用的多是日常言語。眾多散文詩，一些自由詩，乃至許多傳統詩中，也有普通話的成分。事實上，一句極為平常的話，只要在適當場合用得很妙，變是帶有「文學性」，便是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語言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King Lear) 一劇中，當李爾王受兩個不肖的女兒怠慢奚落後，他說了兩句極為平常的話：「……你們以為我會哭；不，我不會哭」(Ⅱ, iv, 280-1)。這兩句最簡單的話，拿來與劇中那些矯情的官場應酬話相對照，真是最動人的文學語言了。 如果「文學性」等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