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美的宪政思想.docVIP

第五章 十八世纪法美的宪政思想 引 言 毋庸质疑，不论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宪政制度史的角度去观察，18世纪都是西方宪政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古老的有关权威和合法性的架构不可逆转地被法国和美国革命摧毁了。18世纪也包含了知识纪元上的鼎盛期，它为革命铺设了基础；此即‘启蒙’，其核心特征在于对一切精神和知识权威，基督教信仰的地位，以及基督教所深刻影响的文明的拒斥。” 质言之，18世纪除英国在前半期维续着17世纪尚未完成的宪政革命以及后半期率先出现的工业革命之外，还有两大具有重大宪政意义的开创性事件：一是启蒙运动；二是美国和法国的洋溢着暴力色彩的宪政革命。这一切都与在经济领域与智识领域的自主化及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的宪政觉悟有着直接的关联。 大家知道，中世纪晚期以降，组织健全的商人及手工业者团体主宰着欧洲城市的公共生活；伴随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而来的君主——官僚专制时期，工商业主的发财致富必须仰赖官僚体系的协助；智识活动亦需要王公贵族们的资助，因而中产阶级的地位在整体上处于依附而非独立的状态。“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中产阶级便几乎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行动自由。不过在十七世纪末，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改变。通过像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协助，公私企业都有机会取得大量的资金与贷款。一经控制了这些资金与贷款的来源——其数额已较全国总税收为多——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卓越商人及金融家，便能够把经济活动的领导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上。同时，理智活动的领导地位，也有了从礼仪繁琐的宫廷，转到较为自由活跃的私人沙龙的倾向；十八世纪时，沙龙以巴黎为中心，发挥了最大的国际影响力。许多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利用新挣得的财富与闲暇，赞助、参与该艺术与文学世界，并以平等地位，与土地贵族中志同道合的人们结交。” “不论在理智活动还是经济活动方面，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都已形成具有独立形态的社会组织，这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十八世纪的沙龙与银团，虽然纯粹在世俗基础上运作，其地位却有似于早期基督教徒的集会。他们代表着分散各处且不获尊重的少数人，惟有以有效的战斗信念唤醒整个阶级，方能使其观点得到社会的接受。而十八世纪的思想，正是为这一信念提供基础。” 。 在这一时期，作为张扬人文主义传统而继文艺复兴之后促进欧洲中产阶级思想解放的重要智识事件之一，无疑就是表征质疑神学体系或传统的权威而信仰科学支持的理性力量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主要园地而遍及欧陆的启蒙作家，在质疑并重新审查旧欧洲社会诸方面的同时，一致地支持一项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创建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它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法国的启蒙家则注意到法国社会各领域所充斥的过时的陋习、特权和非正义，但由于法国没有能够承担变革重任的英国式的议会制，因而著作家们欠缺英国人的经验思维方式，而必然更多地诉诸具有“破旧立新”功能而少顾及传承要素的普世性的批判理性原则，并在1789年的法国宪政革命中全面地彰显其所涵摄的“优与劣”。（有必要提及，由于崇尚“启蒙运动”而把18世纪的西方纯粹地名为“理性时代”，这实在是一个误解。洛克在1690年版的《人类理解力论》以及卢梭在1761年版的《新爱洛伊丝》都分别标示着经验感觉主义和浪漫情感主义也是18世纪智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启蒙运动”等新智识的熏陶，极大地提升了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而“中产阶级觉醒的最终结果，乃是为西方宪政主义的复兴奠立了世俗的基础。不过，这一结果却是在经过一段长期而痛苦的政治实验之后才告出现。起初，启蒙运动哲学的性质明显在其非政治性。十八世纪早期的思想领袖与其基督教先驱一样，关怀的惟有独立而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这使他们认为，国家组织不大值得重视。国家不论组成的方式如何，只要愿保证让社会执行其无上重要的职能，他们便愿意无条件效忠于这个国家。惟有在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后，中产阶级才认识到，要把国家权力限制于指定的范围以内，必须先建立适当的政治制度。现代的宪政主义，便是这种痛苦经历换来的结果。” 事实上，通过中世纪以来的中产阶级与政制形态的实际期许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历史透视，不难发现大体上经历过错综而交织的四个环节：寡头执政的共和国；崇尚国家威权的开明专制；绝对民主主义；宪政主义。这些在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程度各异的竞争性体现。鉴于前述的理由，我们在这里着重解析一下英、美及法等三国的宪政范例而体察西方在18世纪的宪政运动的轮廓。 在18世纪，英国的宪政以宪法性文献或惯例的实践方式沿着17世纪已然展开的保障个人自由尤其是人身与财产权的价值路向持续性地前进。1689年《权利法案》与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