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ppt

黄民兴 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大奥斯曼主义——它力图保全由土耳其人主宰的这个多民族帝国，其重心是保持对基督教的巴尔干地区的控制，从而保持帝国的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 19世纪初巴尔干基督教地区的先后独立标志着大奥斯曼主义的彻底失败。 泛伊斯兰主义——由贾马鲁丁·阿富汗尼最早创立的，他指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而素丹对此更多地是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政府努力以此笼络阿拉伯地区和中亚的穆斯林。 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三种政治思潮 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 奥斯曼素丹 贾马鲁丁·阿富汗尼 泛突厥主义——“突厥”与“土耳其”的区分（Turks） 19世纪俄国的鞑靼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泛突厥主义，它强调土兰是所有突厥人的祖国，主张复兴突厥文化和民族，作为对俄国统治的反制。 这一思想传入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巩固土耳其人在帝国内的领导地位并加强对俄属中亚突厥人的影响，结果却招致了阿拉伯人的反感，强化了泛阿拉伯主义。 泛突厥主义进一步瓦解了泛伊斯兰主义政策。 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恩维尔 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 凯末尔的贡献——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放弃了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和对中亚的野心 废除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在国内大力推行全盘西化改革 在政治上，凯末尔确立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原则。 在外交上，土耳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关系，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凯末尔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世俗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 二、重视欧洲和西方的外交政策：大奥斯曼主义的幽灵 西方学者穆林森认为：“凯末尔主义的严格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教条已经在主导的国家官僚—威权机器中机构化了” ——MURINSON A.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6, 42,(6). 内政——开始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 外交——“脱亚入欧”及其渊源 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集团（北约）和地区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并积极发展与欧共体的关系。积极参与欧洲的体育组织，而不屑于与阿拉伯国家为伍。 1949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两国长期保持着隐性战略关系 西方态度——把土耳其视为穆斯林国家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的典范，以及遏制苏联扩张和阿拉伯世界激进思潮的桥头堡。 二战后土耳其当权者的政策调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库尔德人等问题上与西方逐渐发生摩擦，双方矛盾逐渐凸显，使上述政策受到削弱。 在冷战期间，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民间仍有很大市场，一些组织支持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如中国的“东突”势力。 1989—1993年任总统的厄扎尔开始关注中亚，他的政策被称为是“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的发轫。 原因——中亚的战略位置、广阔市场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这一思想偏离了凯末尔主义，它认为土耳其应当寻求穆斯林和突厥世界领袖及欧亚大陆中心强国的地位,奉行基于奥斯曼历史传统和积极主动、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厄扎尔的豪言壮语——“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此即土耳其的新“突厥政策”。 三、向中亚挺进：泛突厥主义的复兴 开通通往中亚的航班， 在中亚开设银行，向当地提供贷款、援助和奖学金， 与中亚的贸易额达数十亿美元， 向当地播出土耳其电视节目。 1992年，土耳其和中亚五国在安卡拉成立了突厥伊斯兰六国语言文学联盟，计划实现中亚语言的拉丁化。 五国参加了土耳其倡议的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和突厥语国家元首不定期会唔等组织和活动。 阿塞拜疆和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还废除了俄语字母，转而采纳基于现行土耳其文的统一新拉丁字母。 土耳其努力成为高加索地区和中亚油气资源通往欧洲的通道。 “疆独”和“东突”运动此时也突然强化。 土耳其的举措 支持波黑内战中的穆族。无论在中亚、高加索还是巴尔干，西方都相对缺乏历史上的联系，因此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在上述地区势力的积极拓展有助于西方的进入，土耳其在事实上发挥了“桥梁国家”（bridge country）的作用。 土耳其学者萨班·卡尔达斯认为，冷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手段上也有创新，它从冷战后单一的亲西方政策，更多地转向强调多边主义的合作安全，即通过确立机制、仲裁冲突、多边外交和经济独立来实现本国的地区目标。 新政策的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俄罗斯国力复苏及其在中亚突厥语各国的卷土重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土耳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