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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进路中的发展策略：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兼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作者: 侯瑞雪 | 发布时间:2008-4-14 16:23:01 | 阅读数: 895 整合进路中的发展策略：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 ——兼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侯瑞雪 [摘要]伯克利学派是在工具主义思路和改革法制、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向下探求一种规范主义的法社会学，力图超越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重新整合法律、政治和社会的理论。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主要沿着一种整合进路展开，其中所运用的发展策略对其法律理想类型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自相矛盾：强调法律的“内在动力”而忽视外部条件；法律理想类型的构建与强烈的社会改革倾向之间呈现一种紧张，从而弱化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关键词] 伯克利学派 法律理想类型 整合进路 发展策略 法社会学在二战后特别是在1960年代广泛流行并繁荣起来。在社会变革需要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促动下，在继承霍姆斯的现实主义法学和庞德的社会工程法学之传统的基础上，美国的“法—社会”研究运动蓬勃发展，并形成了“法与社会”研究范式。季卫东将美国1960年代的“法—社会”研究运动的范型分为两种：科学主义和规范主义。 \o [①]规范主义范型的代表是伯克利学派，它始自美国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创建的“伯克利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并聚集了一批以其弟子诺内特为首的法律社会学学者。该学派成为法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不断地探求能够说明法是怎样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试图在法律的稳定与发展变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改革动机和应用倾向，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法律对策，使法学贴近社会、贴近现实。塞氏著述颇丰，比较著名的有《行政中的领导地位》、《法律社会学》、《社会学与自然法》、《法律、社会和工业正义》、《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以及《道德联邦：社会理论与共同体诺言》等等。其中我感兴趣的是塞氏与诺内特合著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之所以对它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转变》一书提供了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和方法论特征，它展示了伯克利学派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框架，有助于我们在总体上把握其论证策略和理论进路。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是沿着什么样的进路展开的及其发展策略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对伯克利学派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及知识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目标与贡献所在；接着探究伯克利学派的理论纲领之进路如何展开；最后探讨发展策略中的自相矛盾。 一、法律社会学的伯克利观点 伯克利学派的兴起既有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学术界内部的条件。就前者而言，1960年代的美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信仰危机，以至于国家的正统性削弱。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反对越南战争、争取种族正义、要求改善社会福利以及一些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等等，这样就出现了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家正统性以及拯救“法律、权威和秩序”危机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危机主要是指：“权威被侵蚀，其正统性受到普遍怀疑；缺少合意削弱了众所公认的道德的有效性；公众舆论和集体行为对可容忍的混乱强加了一种觉察得到的界限；巨大的社会分裂使得单一正义体系的生命力成为问题；异化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觉得法律权威是建立在一种过分狭隘的参与和合意的基础上。” \o [②]因此，国家为了克服正统性危机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社会改革和制度创新。现代国家经由法律来治理并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得法律与现代社会科学相联系。制度运行离不开各种科学理论和方法，法律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联系是作为社会改革追求的一种结果而出现的。将法律纳入社会科学为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用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自然受到改革者的青睐。而在1960年代的美国，以规则和程序为中心指向的“法治”由于形式主义的泛滥，致使法律思维与社会现实分离、法律与政治分离，因而不能解决基本的社会正义问题，也不能积极回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治的缺陷和局限性呼唤法理学的更新，法律秩序需要寻找新的应急手段。为“法治”引入一种社会科学策略进而重新关注那些经典的法理学问题，并通过经验研究为法制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方向，这是一种通过法制手段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工具主义思路，也正是法社会学彰显魅力的时刻。作为关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伯克利学派应运而生。 在学术界内部，“法—社会”研究运动在1960年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明确形式它已经在欧美学术团体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社会学家有组织的自觉的努力使法律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制度化。从总体上看，“法—社会”研究运动源于国家作用的扩大以及对现代管理国家经由法律治理的确认。在19世纪后期现代管理国家的急剧增长包含着关于法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