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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社会群体心理行为和舆论引导范式 　　[DOI]10.13939/jki.zgsc.2016.38.093 　　1 大数据时代社会群体心理行为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的群体（以下称网络群体），手机和电脑成为大数据时代群体的风暴中心，尤其是手机，四通八达的信息技术深层次的影响着大数据时代社会群体心理行为。网络群体最明显的组成特征是他们不是由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相同地域或相同社会背景的个体组成，而是共同的兴趣爱好、信息共享组成了网络群体。在舆论事件中，个体对同一事件充满兴趣并参与事件发展，依据观点、态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群体细分，但总归来说进入群体讨论的个体都是出于自身兴趣来参与群体活动的。 　　网络群体，即是对信息和与他人交往的需求，从信息饥渴状态发展到现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对信息的满足状态，从现实社会中交际的不顺畅到网络环境中较为宽松、自由的交际环境，都是受众对于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追求。这样的群体在自身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促进或干扰的驱使下，群体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群体内搭便车的行为就会出现；群体活动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失控的行为，群体一方面能对个体产生社会助长作用，同时也能使个体身份模糊。在群体中，如果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同样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性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看到别人和自己做的一样时，人们会认为他们也和自己想的一样，因而这又会强化自己的感受。 　　综上所述，公众参与事件讨论的整个舆论传播过程，都受到其心理活动的影响与制约。当然网民借助网络媒介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意见表达，也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正确引导、媒介生态环境的完善发展以及网民自身对于言语表达权利的意识提高。而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程度正是社会维稳的必要条件。 　　2 大数据时代舆论的不可控 　　大数据时代正式到来，数据信息在技术支持下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传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依托新媒体平台，特别是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工具的广泛使用，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时也为负面舆论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大量虚假消息进入公众视野，扰乱人们的视线、煽动人们的情绪，新媒体成为群体性事件恶化升级的助推器，促使强大的舆论风暴，舆论健康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可控性极大地降低。大数据时代下的舆论犹如流行性病毒般迅速传染，传染性缺陷流行包括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群落三个环节。结合传染性缺陷流行实例的总结分析是三个环节在实际中的具体总结，包括常见病原体（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播范围（易感群落）。依据群体性事件舆论的发展，可总结出舆论的不可控性体现在以下成因： 　　2.1 传播空间-移动媒介（传染途径） 　　基于互联网技术下的媒介技术对大数据的运用体现在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发现每一个使用者的精确需求，进而提供个性化体验，最终完成其对用户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介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形态，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实现全天候、全接触的随身带、随手用的媒体，移动媒体真正融合到生活甚至是生命里。大数据时代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由四大媒介技术支撑――微信、二维码、可穿戴、生物芯片，这些先进的媒介技术引领着大数据时代的研发应用与未来必经之路。 　　2.2 舆论主体-民众及意见领袖（传染源） 　　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低门槛、低成本成为普通民众舆情与名意表达的载体，普通民众由传统的单纯接收信息变为主动的发表信息，发表见闻、思想、行为、感情乃至各种话题，海量数据由此产生，人人成为“记者”。民众由于专业水平、生活见闻等参差不齐，个人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对信息的研判相对制约。此时，意见领袖以自身信息储备和社会地位为基础介入群体的信息传播过程，发布信息或筛选、评价信息，设置议程进而引导舆论。意见领袖通过发起线上或线下的社会动员，以发挥其影响事态、舆论发展走势的作用。 　　2.3 主流媒体（传染途径） 　　在世界都是“地球村”的今天，媒介边缘正在无限延展，媒介融合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信息传播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作为话语权的掌门人，在舆论引导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主流媒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遭遇质疑，优势地位被民间舆论撼动，导致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减弱。 　　2.4 社会原因（传染范围） 　　新时代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创新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使重大群体事件也保持着发生率高、扩散快、影响大的发展趋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的日益严重，社会阶层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社会公平平衡感的缺失导致民众中普遍存在着抵触的不良情绪。“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内部矛盾，国际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将使现有的社会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公平与效率、人民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贫富差距等问题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