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明朝的中日关系.docVIP

北宋时期，约相当于日本平安中后期，藤原贵族全盛时期，其时承唐末五代之乱，中国社会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赵宋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后，政治上相对稳定，开始重建业已衰微的文化，社会文化整体处于复兴阶段。日本自平安末期正式废止遣唐使，停止大规模吸收海外文化后，本土的传统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在北宋时期，中国没有赴日僧侣，只有商人频繁赴日；日本方面，则禁止日本国人私自渡海，只有得到特批的极少数巡礼僧侣入宋，而入宋僧侣也仅仅是为自己礼佛求法，在中国逗留时间很短。所以北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商业贸易往来为主。 南宋时期，中国文化总体处于上升期，原有的文化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宋学理学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日本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士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南宋全新的文化特色所吸引。在有“武家栋梁”之称的平清盛门户开放、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鼓励下，两国商船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频繁景象，僧侣随船往来，中日双方的佛教交流又开始走向兴盛。在交流过程中，日本开始进入佛教民族化的时期，创立了镰仓新佛教。日本临济宗成立并成为禅宗的主流，入宋僧侣在目的上不同于北宋的参拜巡礼，更多的是为嗣法而来。相对于北宋来说，南宋时期双方的交流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北宋更大，在整个宋代的中日佛教交流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宋朝灭亡，元朝成立。尚武的蒙古人改变了原先互利友好的中日关系，而以军事斗争为主。忽必烈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与1270年向日本发动进攻，却由于遭受暴风雨袭击而损失惨重，而随后的两次战争也由于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和台风袭击而失败。这几场战争使得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在政治冷淡的同时，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却繁盛依然，这一结论可以从两国商船往来年表中得到充分印证。由于元日通使关系的未曾建立，元日之间唯有商船得以通航。对于元朝来说，空前统一的局面开创了极其优越的贸易环境，并且采取了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这样元朝的海外市场非常广阔；加之战争引起的仇日心理，元朝对日本商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低，这也就使得中国商人赴日热情不高，促成了元朝对日贸易的消极态度。但对于日本来说，由于跟高丽贸易受阻，中国几乎成为其唯一的海外市场，是其与世界联系的唯一窗口；而且日本上层社会对中国舶去品的需要达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多数日本武士阶层都以拥有“唐物”的多少作为衡量身份、财富和文化教养的标志，这也就造成了日本对元朝市场的依赖。总体来说，此时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日本对外贸易以来中国市场。 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围绕着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明朝成立伊始，为了消灭元末残余势力，防止外敌入侵，曾经多次遣使日本，主动希望能够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用外交途径抑制倭寇入侵。但由于元朝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使得日本国内军事野心开始膨胀，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分散，倭寇猖獗得无法控制，这极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进展。1381年，明朝爆发谋反案件涉及日本亲王，皇帝朱元璋中断与日本的一切联系，使得中日关系瞬间降至冰点。随着1394年日本北朝武力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倭寇的猖獗形势得到了缓解，加之日本商人对中日贸易的需求，使得日本向明朝派遣使团，中日重新建立了联系，开始商业往来。1408年，日本足立义持执政中断了与明朝的联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此时日本各地大武士势力已经形成，他们反对幕府垄断与明朝的贸易。与此同时，倭寇对明朝东南沿海的骚扰日甚。在足立义持任将军的19年里，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事件多达17起。1428年足立义教就任将军，开始组织遣明使团，并且对明朝进行朝贡，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 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 中日之间朝贡贸易关系终止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嘉靖倭患”。明朝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剿灭倭寇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下达了海禁令，但是中日的贸易需要却没有得到满足，于是日本商人开始大规模走私活动，走私活动屡禁不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1567年由于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明政府正式承认对东西两洋的通货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