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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持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希望借西方的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改革者需要的是轮船和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和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相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就是官僚手下的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改，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难解释。时人所谓“洋务”，实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构架，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的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他们的组织人和协调人，这种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中发生影响。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公司可以与之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却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核算，它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的管制必然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会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住过脚。 在中国现代史里，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连串失败的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其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其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不可避免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