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命脉与时代同步趾-张元济图书馆.docVIP

- PAGE 1 - 以文化为命脉 与时代同步趾 ——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陈 绛 我知道张菊老的名字，是在六十多年前读中学的时候，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知道菊老的大名。那时学校从东南海陬迁到内地，图书馆的书不多，但却有一部《万有文库》，排放在一个房间里好几个书橱上，完全开架，可以随便取阅，让我接触到不少中外名著，印象最深的是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而家中一套《说部丛书》，则是我寒暑假回家最好的消遣读物。在读小学和入学以前，看到父亲书桌上一部《辞源》，厚厚两册，黑色的封面和烫金的书名，觉得高深莫测；不过母亲为我订阅了商务的《儿童画报》，半个月出一期，和一份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周刊，每当刊物寄到的日子，我总是企翘盼望。还有《儿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它们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心灵鸡汤”。菊老主持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工作，开启民智，嘉惠后学。我在童蒙和少年求知的道路上，便受到了沾溉。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心存感激。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读大学，学校在梵皇渡。我的叔父陈夙之（懋解）那时住在兆丰别墅，婶母是李拔可（宣龚）先生的胞妹，叔父和拔可先生两人都同菊老有深交。解放战争后期，叔父以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接替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出任鼎革之际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我从学校穿过中山公园便到叔父家，那时叔父常常到上方花园菊老家，大概总是商量商务的事。我的姑母陈懋恒有一段时间，也常去上方花园看望菊老。我常常听到他们谈起菊老。我从这时起，对菊老开始有了比较亲切而具体的印象。我的伯父陈徵宇（懋鼎）早年做京官时，菊老曾同他和夏偕复、王仪通四人联名向总理衙门呈请开办通艺学堂。［1］菊老罢官南下时，他有诗送别。［2］伯父去世后, 菊老写了挽联，还同商务联系出版他用文言文翻译的书稿大仲马《岛雄记》（今通译《基督山恩仇记》）。［3］几年前我翻检旧物，见到一封菊老到日本后给我二伯祖父仲勉（宝瑨）公的信。上个月初，一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朋友复印一份日本人小方宗太郎的日记寄给我，上面记载1922年4月22日小方和菊老、郑孝胥一同上日本大阪公司福建丸轮船，为我的大伯祖父弢庵（宝琛）公去北京送行。我查了郑孝胥这一天日记，有这个记载；郑孝胥日记还记载，在此前两天，陈宝琛到上海，当天晚上菊老便同李拔可、高梦旦和郑孝胥一起去看过他。［4］菊老《书札》中有一封给他的信，说到将他先世《横浦文集》和当时新出版的几种《百衲本二十四史》送给他。［5］商务还将陈氏澄秋馆所藏书画选入民国年间出版的《名人书画集》系列。看来我的父祖辈中有四五位都同菊老有过交往。今天，我又很荣幸和张人凤先生同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这样算来，我家同菊老一家有三代的世谊。 菊老的人格魅力凸现在他对祖国文化的珍爱上。他为辑印包括《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躹躬尽瘁，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说自己“既已担任，不能不拼命为之”。他告诉傅增湘，有一段时间，为了校印《衲史》，“几至废寝忘食”。［6］他在1919年商务刊印《四部丛刊》启中写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7］1934年在辑印《丛刊续编》缘起时，他又写道：“世方多故，古籍销亡，国学起衰”，辑印古籍，尤其迫切需要（“相需尤亟”）。［8］正是眼见古籍散失，国学衰微，出于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紧迫感，菊老全身心地投入古籍的搜集刊印工作。菊老以涵芬楼藏书为底本，以自己的声望和人缘，广泛联系海内外藏书家，将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在内的善本珍籍收入《四部丛刊》。菊老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了和辑印《四部丛刊》一样，不遗余力搜求善本珍籍外，还作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正讹补夺，并且写了《校勘记》。曾在商务校史处工作的王绍曾先生这样评价菊老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只看到他辑印《衲史》所取得的成就，忽略了他在校勘上所作的出色贡献，那将是买椟还珠，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张先生校史为我国史学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将永垂史册。”［9］刊印这样大型丛刊，这需要有怎样的眼力、魄力和毅力，不能不使人震惊叹服。更令人钦佩的是，菊老主持这两部古籍印行的时候，已经从商务退休，不再支领商务的薪金，“纯任义务不下十年”，“自编校以至广告，在在费神”。商务决定每年奉致酬金，菊老一再坚拒，将支票退还。［10］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样出于他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他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11］他说: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 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 抱残守缺, 责在吾辈”。 ［12］他还将编纂小学教科书同样看作自己应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