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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4.73千字
- 约 9页
- 2019-07-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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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悲情的轻吟浅唱到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摘要]由侯咏导演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改编为电影后,女性命运由原来的宿命式轮回变为了成长式的突破,叙事格调也从小说中的阴冷晦暗变得积极明快,原来小说的个人言说在电影中变成了适合大众接受的伦理诉求。无论是忠实于原著还是在原著基础上有了创新,只要能给受众带来美的享受,就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关键词]女性命运叙事格调电影改编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美学特征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作为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艺术形式经常从文学中获取必要的创作营养,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更是与文学戏剧等古老的艺术形式关系密切,以至于一直以来,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之辩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然而,无论理论界有何争议,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改编成电影且佳作迭出却也是创作界的事实。所以,比较原著与电影的异同,对于寻找电影创作规律、提高电影作品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侯咏导演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妇女生活》。与原著一样,电影也讲述了一家三代女性的生活经历,却在叙事主题上呈现出了与原著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究其原因,除了电影与文学在创作语言上的不同导致的风格差异,也与导演自身的表达意图和电影的市场诉求有关。
首先,女性命运从宿命式的轮回到成长式的突破。
在原小说中,苏童刻画了祖孙三代三位女性人物,她们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于是不断挣扎想要改变现状,但是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最终都逃不出命运的悲剧。但是在电影《茉莉花开》中,虽然三位女性也都命运多舛,但是她们从未放弃努力,从一开始的怨天尤人到后来的自立自强,三位女性的命运不再是原小说中自怨自艾的悲剧式轮回,而成为不断成长不断认清自我螺旋式上升的成长突破。
在小说中,娴、芝、箫三代人的命运像是一个悲剧的循环,她们无一例外希望逃离上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无一例外地把男性作为自己逃离现实窘况的希望,却也无一例外地以失败作为结束。第一代女主人公娴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母亲的控制和照相馆枯燥的生活,适时出现的孟老板成为她的希望,虽然她“知道孟老板是有家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忌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1]然而意外的怀孕使她失宠于孟老板,灯红酒绿的繁华也终是黄粱一梦,于是娴不得不返回了原来的家中,在惋惜和悔恨中度过余生。第二代女主人公芝的经历也是如此,她“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于是当她和党员邹杰的恋情被母亲反对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的资产阶级家庭,然而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同样也无法适应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回到母家的芝又因为自己的不孕对丈夫邹杰疑神疑鬼最终致使邹杰自杀,自己也精神失常。第三代箫也同样继承了这种悲剧血统,在怀孕之后发现丈夫出轨,苦心经营的生活功亏一篑,心怀怨恨的她想要杀夫泄恨却最终没有成功,孩子出生了,自己却还要打离婚官司。“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小说中,三个女性的命运悲剧如出一辙,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时间在变,她们却怎么也跳不出悲剧的循环。
然而到了电影《茉莉花开》中,导演一改原著中晦暗自私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被塑造成为不断成长、自我意识不断萌生的新时期女性,主人公的命运由原来的悲剧式轮回变为成长式的突破。在电影中,三代主人公的人格一代比一代独立,对自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第一代女主人公茉纯洁、善良,却没有自我意识,经受不住纸醉金迷的诱惑,单纯地希望通过孟老板的帮助实现自己灯红酒绿的明星梦,结果只能成为悲剧命运的牺牲品;第二代女主人公莉受时代影响,想要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的束缚成长为独立的女性,却也没能摆脱“女性只有生育,才能维护家庭完整”观念的束缚,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果;而第三代女主人公花显然继承了前两代人争强好胜、敢爱敢恨、不肯轻易服输的性格特征,在爱情中无怨无悔地付出却不幸遭遇薄情郎的情感背叛,独立勇敢的花此时没有自怨自艾,毅然决定自己生下孩子,于是雨中生产的那场戏便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也成为导演对于女性/母亲的高昂赞歌。
“虽然侯咏亦像苏童那样将三位女性看作是一个女人,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但他让三位女人‘作为一个女人一生的三个时期来看待,也就是说,把三代女性的命运看成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三段人生经历,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2]“茉代表一个女人天真的少女时代,莉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阶段,花则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阶段。在苏童那里,妇女生活是凝固不变的,但在侯咏电影里,妇女生活遵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线性逻辑发展。这样,侯咏就颠覆了苏童的叙事模式,重新回到了‘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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