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历史潜流中的私学传统.docVIP

PAGE PAGE 1 呼唤历史潜流中的私学传统 　　私学源流 　　遥望先秦，那是一个烽烟四起、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私学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儒、墨、道、法，以及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各家各派，均系私学：孔子创办了儒家私学，重仁重礼，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墨家重武重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道家倡导自然，反对“人为”的教育；法家“以法为教”，兼学诉讼、兵法、耕战……那个时代的百家齐放，犹如费孝通先生所期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还是在这个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种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民办官助的社会办学形式出现，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甚至将之作为书院创始的标志之一。 　　稷下学士在齐宣王时期“且数百千人”，齐湣王时期更盛，“多至数万人”。华中师范大学的喻本伐、熊贤君两位先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充满向往地介绍了“稷下之学”独特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其“期会”制度。“期会”，即约期、定期举行的论辩会，师生与四方游士均可聆听或辩难，就不同学术观点开展坦诚交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其中，稷下先生、名家的田巴与学生儒家的鲁仲连的论辩流传最广。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但年方十二、人称“千里驹”的鲁仲连，却认为先生田巴夸夸其谈，不务实际，没有办法应对齐国危境，于是登台与先生辩论：“臣闻堂上不粪，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睱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一席话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论转移到现实问题，折服了田巴，田巴后弃文就武，为齐将。难怪喻、熊二君赞曰，各派平等、老少平等、师生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及求同存异、不强辩、不口是心非的学风在此可见一斑。后代书院的“讲会”制度正是期会精神的继承和变通。 　　喻、熊二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官学、私学长消特点的分析是有力的：官学废弛则私学炽盛；私学的生存与发展，与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一统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官学兴盛私学消沉。 　　现在看起来，私学最为昌盛的三个时代都是一统意识形态被动消驰的时代：一个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便是清末与民国时期。被动与消驰的管理却在无意中成就了教育的多元与繁荣。 　　问题是，如何能在和平时期亦予私学以生存空间，以与官学并驾齐驱，使教育园地姹紫嫣红一片？ 　　清末民初之私学繁盛 　　清末的社会办学曾得到皇帝的鼓励和嘉奖。戊戌新政时期的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在“上谕”中奖励民间办学：“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则“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情奏请给奖”，对于“有独力措捐巨款者”，光绪帝将亲自奖赏——“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清末，乡绅、地方名人创办的蒙学、义塾，在课程排定、教材选择、教师聘任等方面具有官学难以具备的自由，部分私学还兼有社团与党派性质。 　　民国时期平民学校、私塾、私立学校、教会大学大量涌现。1912年5月13日，时任民国教育部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强调：“私立学校，务提倡而维持之。”《壬子学制》（1912）颁行后的有关法令，规定除高等师范外，其他学校均可由私人办理。 　　民国时期，由社会团体和党派发起设立的、以劳动者为教育对象的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大量涌现，例如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平民夜学（1917）和平民夜校（1920），以及晏阳初1922年开始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武汉、北京等地开办的平民学校等。 　　数据见证了私塾和私立中小学之繁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编辑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当时广州私塾1000余所，学生2万余人；市立学校69所，学生8464人。 　　乡绅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宗旨办理私立小学也很普遍。1906年，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为公益民”教育理想的无锡荣氏家族创办了新式学堂“荣氏公益学堂”，1908、1915年荣德生（荣毅仁先生父亲）先生又携宗族与乡贤开设了竞化女校、竞化二（女）校，并以荣巷为中心，在当时的“开原乡”（今名“河埒口”）的周边地界先后创办了十余所新式小学校。康有为亲手撰联“安得如君千百辈，全华儿女做干城”赠予荣德生，以彰其重视教育之精神。陶行知先生几度来校，赠联勉励，并派弟子参与学校的管理与教学工作。 　　私立大学则以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为最具影响力。张伯苓1919年靠捐款设立私立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1928年专设南开小学，统称为南开学校。南开学校办学方针独立，学风谨严，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名播遐迩。抗战时期与北大、清华合组为西南联大，遂改国立。厦门大学为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与他创办的集美小学堂、集美学校师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