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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星孩文集有感_读后感 　　初读星孩文集有感 　　昨晚一口气把韩星孩诗歌选《卖句子的人》看完。并且看了涂国文老师等人的评论。他们对韩星孩的诗歌评价都蛮高。涂老师觉得韩星孩活得很真实，诗歌也写得很真实。他的生活是诗歌化的，他的诗是生活化的；他作为一个农业时代的诗人，质朴、感伤，充满了个人在滚滚红尘中的无力感，同时也是对这个快速变化的商业时代的质问和批判。这样，他的诗歌就获得了一种存在的意义，既是自己个体的记录，也是时代的反映。几年前，在城北的一次聚会上，我曾经问过星孩：”你认为自己到杭州后所写的诗歌，比以前是写得更好呢，还是没什么长进？”他说当然更好。当时我不以为然，觉得他说嘴硬，不敢承认自己的退步。但现在看来，似乎他到杭州之后的作品，更加成熟，反映的社会面更广，生活也更丰富，应该是有拓展的。 　　今早起来，再看他的评论集《感官时代的感伤》。我是倒着来阅读的，不像读他的诗歌选集。诗歌创作是有顺序的，我是按照他中学、大学、三门工作、杭州打拼这样的次序来阅读的，感觉他的诗作是有进步的。但评论没有时间的逻辑。韩星孩是个勤奋的创作者。这是他农民本色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迁移和流露。星孩喜欢读书，喜欢看电影，喜欢泡吧。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每次看完书，或者看完一部或数部电影，或者泡完一次吧（顺便也泡一下妞），都要写日记，不管多晚，除非他醉得无力。他的文字都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不少是写于深夜的。他记日记不同于他人，他是要把它写成一篇可以阅读的文章。或者说，他是很有意识地将日记整理成可以让人阅读的独立篇章。这是一种在我看来比较可贵的品质。他抑制不住的才气和幽默便在这一篇篇具有记录性质的文章中显露。其实，历史上许多名人名作，都具有日记性质的，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比如郁达夫的《迟桂花》。韩星孩的创作，可以说是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如果没有这么勤快的记录和有意识的创作，我们就看不到他那么有趣的文章，而星孩也就泯然众人一般。其实，普通人的人生之所以普通，也许就在于他们没有像星孩这样有心，有心去记录和创作。王国维先生说，生一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因为文学家能够创造出超越现实功利的另一世界，让我们跳出日常来关照人生，这样，日常的生活就具有了审美的特质。可以说，星孩是一个在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特别会创造审美情趣的有心人。这就使得他与众不同。 　　星孩的这些作品，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发表在不太有名的文学刊物上，更多的是没有正式发表，只贴在他自己的博客上，供大家免费阅读。星孩是个没有社会身份的名人。在大学里，他是个有名的校园诗人；在三门教书时，他是个会写诗的韩老师。写诗让他被作家李杭育相中并召唤到杭州编辑先锋刊物《鸭嘴兽》，从此开始杭漂生活。在杭州的文学圈里，韩星孩与那些著名作家、诗人、诗社厮混，名气是早就响亮在朋友圈里。但他还是没身份。他不是作协会员，没有加入什么社会组织，甚至民间组织。因此我能体会到他发表作品的困难。有那么一次机会，他可以发表他的这本评论集。但是，他把这个机会给了他的岳父，他把他的岳父的小说《生命》发表了。许多人惋惜星孩失去了一次发表的机会，也就失去了一次得到组织或者主流认同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星孩质朴本质的显现。如果是我，我也会做这样的选择的。 　　幸好，这个时代还有网络，星孩的更多作品虽然无法在纸媒上印成铅字，但能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他通过卖文字而使银行卡里的数字得到增加。”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这句话已经被引烂了，但我还是要倒过来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有才而无名分（有名的社会身分）的人虽然发表无望，但依然有他存在的空间，他顽强地存在，依然倔强地挣扎着，对抗着寒风与冰霜，显示出人性的高贵和猥琐，照出社会的不公与公平。 　　我乐见星孩的文集，愿他写出更好更有分量的作品，而不自怨自艾。 　　赏疑从与 罚疑从去 　　——读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感 　　李新立 大成律师事务所 　　近读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文中引述，”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又引述，”书曰：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笔者联想当下一些情形，颇为感慨。 　　2013年9月《南方周末》刊登《云南十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证明题”》，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当年云南省向乡村代课老师发送一笔补偿款，根据教龄发放，1年教龄发1个月，830元/月。这些教师很多遇到了难题，由于早年档案管理混乱，加上这些人离开学校多年，要证明教龄很困难。教师们想各种办法，开证明，找证人，翻教案，但遇到了审核人员的严格把关。一名叫程兴贵的教师，教龄25年，但苦于8年没有工资表认定，翻出自己的教案，教案上有教育部门人员的签字和章，他把有签章的页面撕下来给审核人员，不料那人说， “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