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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中与强制执行权相关问题的商榷 　　本文主要从基层法院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供有关决策者、研究者和司法工作者参考。 　　 一、关于强制执行权的属性与结构问题 1、强制执行权本应是单一属性而非双重属性。 　　强制执行权是执行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定程序行使，迫使债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一定数额债务，从而实现当事人债权的一种权力。 　　有的研究者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强制执行权，因此，它是一种司法行政复合权。 　　他们将强制执行权诠释为“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并道明主要来自立法的原因，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的国情和法律价值原则也即对正义与效率标准的权衡而进行选择的结果。 　　众所周知，虽然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同属执行权，但司法权是诉讼权，而行政权是管理权，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单方面性、先定性和效率优先性等特征。 　　两种不同权力在当时的时代和形势下被组合在一起，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需要，一度作为存在是合理的现实的，但并非理论上一定有严格的依据。 　　认为强制执行权具有双重属性的研究者，恰恰是以拍摄或临摹的手法，对有待按当前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客观实际需要加以修改的有关规定，作了照搬原貌的表面图释，而这一图释对强制执行权本身的属性无疑是误解。 　　司法权之分离于行政权正像畜牧业脱胎于农业一样，虽有渊源和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两类不同的客体。 　　两种原子可以生成化合物，而两种分子则只能生成混合物。 　　这两种权力的组合不会改变强制执行权本来的和单一的行政权属性。 　　此外，有的研究者虽然也认为强制执行权本应是单一属性，但所见明显不同。 　　他们从法院是审判机关的角度囫囵个看问题，把执行权视为从属于整个审判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法院是司法权运行的载体，裁判权无疑属于司法权的范畴，执行则是法院裁判行为的延伸，故执行权在性质上也是司法权的一种。 　　这种观点忽略了“执行”作为制度和“执行权”作为权力的概念之说，没有注意到权力转换和活动延续的区别，因此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执行机构中的执行员与审判员，实际是合署办公和身份模糊的状态。 　　至于将执行权定位于“行政司法权”的看法，也属于对旧有执行模式的一种无奈描述，如果维持现状，几近于老守园田，不具有任何改革意义和可取之处。 　　 2、强制执行权本应是单元构成而非三权合一。 　　正要流行起来的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强制执行权划分为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命令权。 　　笔者首先同意有的研究者所作的断定，即所谓执行命令权在性质上不能简单地并列于司法权和行政权。 　　因为“在执行程序的不同阶段，它既可能具有司法权的特点，又可能具有行政权的特点”。 　　因此，在具体操作时，必须注意对执行命令权的及时合理分割，明确地安排给行使裁判权与执行权的不同职能部门。 　　那么对剩下来的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呢，笔者却又不苟同于有的研究者的看法，即依据强制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的标准，推定强制执行权乃是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的双元构成。 　　正如前面对强制执行权真正属性的分析一样，强制执行权本来就是行政权的单一属性而非掺杂有其他，因此，就强制执行权的内涵来讲，其基本等同于执行实施权。 　　这样的推理是国家分权属性理论所只能赋予强制执行权以行政权内涵的必定结论。 　　几年前有一高级法院，在执行分权运行的文件中涉及执行实施权的内涵，“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的以实现执行内容为目的，依法执行裁决机构作出的执行裁决或指令实施具体执行行为的权力”，但不难看出，那定义里还留有改革的尾巴，就是执行裁决机构，依然设立在执行局之内，导致执行力量被相对分散和不能名正言顺地集中使用。 　　而执行实施权的外延，目前看主要表现为：两种来源的执行案件立案权，下达执行通知书等执行命令权，直接搜查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的场所或要求金融机构等单位协助查明其动产与不动产情况的执行调查权，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执行操作权，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的执行处罚权，对标的物评估、拍卖、变卖的执行组织权（含一定程度的财产处分权），以及执行收费的统一管理权等。 　　华东政法学院曾有一位在校硕士研究生，提出执行实施权属于行政权的4点理由，比较充实可信，这里缩引前两点来说明问题：其一，执行实施权与审判权，前者可由当事人申请，也可由审判庭移交执行，后者则只能由当事人申请；前者运行坚持当事人不平等和职权主义原则，后者运行则遵循当事人平等和当事人主义原则；前者之目的在于使生效法律文书落实，后者之目的则为确定事实和解决纠纷；前者之行为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单方强制措施，后者之行为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