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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刑事司法与解制度对人权保障作用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人为本的个体自由、幸 福和安全需求的不断提高，给我们弥补公权力浓厚的刑事司 法制度对人权保障的缺失，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对此，一个 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就是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刑事公法 “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等传 统观点，正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制度 中应有一定位置和存在空间的趋势。刑事和解制度，类似于 西方司法中的辩诉交易，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辩诉交易。所 谓刑事和解，指刑事案件从审查起诉阶段起，司法机关主持 在被告人和受害人之间就某些事项达成和解，从而有限适用 刑法处罚或放弃对被告人的刑事追究的制度。西方“刑法学 之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任何个人都有进行利弊 比较的能力。当犯罪现在所得与犯罪之后所受到的惩罚之间 利益进行比较，出现严重不均衡时（即所得利益远小于他将 要失去的自由、财产），刑法就会从心理上抑制犯罪的发生。 这就告诉我们，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对人权保障起到积极的 作用，而且对控制社会犯罪的发生，也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减少犯罪，避免冲突，保障人权，促进和谐，一直是刑事司 法追求的目标。在中国构建和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能否像西 方辩诉交易一样，实现刑罚的目的？笔者在本文中就此作一 浅显的探讨。 一、现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严重缺失 1、 非规范的侦查、审讯方式仍然存在。目标决定行为。 为了尽快查明犯罪事实、查清犯罪分子，实现对犯罪分子的 打击与制裁，司法侦查机关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 “强制”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致造成了不少 冤假错案。国家立法、司法等机关已看出非规范的侦查方式 存在侵犯人权的严重性，故而无论在新刑法的修改，还是内 部纪律处分上，都对类似刑讯逼供现象作出严厉制裁的规 定。但只要国家公诉裁判强势权力思想存在，被告人、受害 人的各种权利，在国家利益旗帜面前就难以不受到“弹 压”、“排斥”；侦讯中人权保护愿望，在国家诉讼打击犯 罪的目的性下显得苍白无力。 2、 申辩理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认同，人 权在内容上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诉讼权与平等、自 由、生命、人格、反压迫等权利一样，属于基本权利。而申 辩权是诉讼权中一项当事人保护自己，发表个人对自我“法 益”保护的宣言，我们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或办 案人员都不应当漠视。然而，在检察、审判程序中，对来自 非规范的侦讯方式形成的“供述”和证据，有几回能听取当 事人的申辩呢？目前不少刑事庭审存在这样的状况：证人基 本不出庭，被害人基本不通知到庭，庭审仅是侦讯笔录的 “翻版”。这种模式的庭审，当事人的申辩权在实质上不可 能得到保障。面对申辩应当积极予以回应，“给当事人一种 公平待遇之感”；漠视申辩，就是漠视当事人的人权保障。 3、 有利被告人的证据收集不足。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4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 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 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然而，司法实务中, 往往只注重对当事人不利的、指控其有罪部分的证据花大力 气去收集，甚至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忽视了 对其申辩理由是否成立证据的收集。在传统的“二元结构” 刑事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一方相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而言是非 常弱小的。“串供翻供”、“认罪态度不好”、“伪证罪” 等一系列‘大帽子”的恫吓，足以令所有参加到当事人一方 收集证据的人望而却步。在申辩理由得不到重视，在支撑辩 护观点的证据得不到收集的情况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的人身权利怎么能得到充分保障！ 4、 被害人的损害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在修定的刑事诉 讼法中，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重要诉讼 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损失未能得到充分关注， 特别是在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得不到侵害的赔偿，得不到 国家的补偿和社会的救济。具体表现在：对侦查阶段的控告 和申请复议的权利，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对应当立案而不立 案侦查的，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期；对鉴定结论不服的无 救济渠道；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145条规定被害人对检 察决定不起诉有申诉和向法院自诉的权利，但由于系统内部 失却监督和不立案决定的制约，使这条规定有时形同虚设。 在审判阶段如前所述，开庭基本不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判 决不服也不能上诉，司法机关注重履行惩罚和打击功能，对 被害人损害未有足够重视，使被害人最关注的自己利益得不 到实现。 5、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2000]47 号司法解释规定，“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刑诉法第 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只能对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