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非遗影像-探寻记录和传播新路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评论.docVIP

PAGE 1 - 研究非遗影像，探寻记录与传播新路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评论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非遗影像展壮观精彩、空前绝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传承人是非遗的载体，活态传承也决定了非遗不断流变的历史进程。截至目前，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人。 　　“一位老的民间艺人去世，就毁了一座博物馆。”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影像展组委会主任李松感慨。如今，一些非遗正面临消亡，首要任务便是保存和记录下来。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杰宏说：“影像记录手段突出动态连续、多视角的‘看’。技艺、史诗、民俗仪式等非遗项目具有强烈的视觉性，无论是空间与流程的设置，还是服饰和路线的安排，动作与色彩的呈现，影像都超越了文字，带来丰富的现场信息和带入式的情感体验。” 　　纵观此次入围影像展的纪录片，既有《我在故宫修文物》《手造中国》《了不起的匠人》等关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作品，也有《戏梦关东》《马街书会》等聚焦民俗的影片。 　　“影像应该更多介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事业中。”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表示，非遗传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传承十分脆弱，很多老艺人的手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不让“绝活”成“绝响”，需要通过影视、虚拟现实（VR）等技术把这些文化记忆存续下来。 　　这种“介入”不仅限于记录与典藏，更要唤起全社会对非遗保护的实际行动。“《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曾被称为‘冷宫’的故宫文保科技部门迅速走红，现在正式更名为‘故宫文物医院’，应聘人数超过2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说。 　　既要遵循文献性与准确性，也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如今，非遗与影像结合已蔚然成风：既有学术界抢救式地记录非遗，也有影视工作者以全新视角解读非遗；既有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工程，也有创作者以个人形式进行创作…… 　　非遗影像记录，分为学术型的影像志保护与行业型非遗纪录片传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净认为，影像志是对一个地方风物和人文的完整系统的影像记录。目前，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正在建设“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备，现在已有近100万条图、文、音、像资源在平台上试验运行，预计将在年内对外发布。 　　影像志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刘湘晨说：“镜头表达应追求信息承载量，要让人看到拍摄者对文化的理解，而不能仅凭长镜头或是一味地技术堆砌。” 　　“以记录研究为目的的拍摄也不应仅将其束之高阁，更重要的是让记录的文化传承下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高志英参与了维西同乐村阔时节的拍摄，她认为影像志所展现的纵向时间变迁既包含历史与传统，也要对接当下，更要面向未来。 　　越来越多的优秀非遗纪录片证明：影视艺术的视听呈现可以与传统文化有效连接，而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也可以融入当代流行的叙事呈现中。 　　痴迷绝技“水上漂”的武僧释理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国家级传承人库尔曼、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彭善尧……《传承》（第二季）通过35位技艺传承人的人生故事，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智慧，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表达。据总导演张可可介绍，每集在涉及非遗十大类别项目的基础上，倾向于新、奇、特，在体现四季分明的基础上，力求体现平原、江河、高原、沙漠等多种地貌，同时4K画面、水下摄影等保证了影像的质感，带有戏剧性的叙事增强了可看性。 　　影像志更强调文献性与准确性，非遗纪录片更偏重观赏性和传播性，此次论坛也为学界与影视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朱靖江认为，二者需互相借鉴，“学术性作品要向大众影视作品学习视听语言方法，增强可看性，大众影像作品需要坚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增强人文属性。” 　　通过新媒介与新技术，推动人人关注和保护非遗 　　“我们拍摄的传承人都是生活在身边的普通人。他们就像一片片金色的叶子，我们如同捡金叶的人，用影像捡拾起可能被人们遗忘的金叶。”在张可可看来，“捡金叶”是创作者的共同心声。 　　见人见物见生活成为非遗影像的一种创作导向：《黄金之纱》讲述在广东一群秉承传统、身怀绝技的匠人，制造世界上最昂贵的丝绸之一——香云纱的过程；《我在故宫修文物》聚焦修复师的日常，将文物背后的历史、艺术等一一铺陈开来…… 　　本届影像展也以“记忆、生活、传播”为主题。李松说：“影像展所展示的非遗与生活密切相连，影像作为记录文化的样式越来越普遍。”传播也是影像记录中重要环节，李松表示，文化记忆强调时间维度，是“上对祖先，下对后代”的记录，“我们通过影像记录下来的东西要留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