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读后.docVIP

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读后 前言 本文所谓的”另类”（alternative），乃针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　1953）以降的诸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思想、为观念框架的 现代文学史的著作而言。另类代表的是反主流，或非主流。在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不管独尊的是”儒术”，是”基督教”，是”回教”，还是”马列主义”，”另类”的思考方式，常常被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具有另类思想的人，轻则系狱，重则处死。但是，在现代讲究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另类的观念，不但不再被视为异端，而且多少会受到鼓励，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思考模式的可怕，不仅会成为独裁政体的温床，甚至常常拖累一个社会的停滞不前，而另类在社会的进步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激素。如今中国大陆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二十多年之后，可以在黄山召开一向被过去的文学史家视为”右派”的苏雪林教授的学术研讨会，足见早已容忍另类的思想、另类的观念，因此我才有这样的机会来谈论苏雪林教授不同于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学史观。 苏教授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苏雪林　1983）一书，书名虽然很谦虚地未曾称”史”，实际上却具有一部现代文学史的规模与架构，其中不但以贯时的方式叙述且评论了几乎所有五四以降，下迄抗日战争十八年间的重要作家及作品，长达六百三十八页的篇幅，比之于时段相当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三百十页，足足多出了一倍以上，视之为一部现代文学的断代史，固所宜也。 这本书并不是全部在台湾”反共抗俄”的政策下写成的，大部分是一九三二年起作者在国立 武汉大学担任新文学课程时的讲义（苏雪林　1983：3），所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苏雪林教授自己的意见，并非完全处于政治高压下的非由衷之言。一九七九年，此书由广东出版社出版，书名本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一九八三年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排修订版始改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在体例上，分为”新诗”、”小品文及散文”、”长、短篇小说”、”戏剧”、”文评及文派”五编，每一编都有”前言”和”后语”，”前言”用于叙述，”后语”重在批评，且多半是后来加进去的。每一位重要的作家各占一章，风格类似而重要性不足的则附录于后。批评的部分，并不限于艺术技巧和文学成就，连作家的人生观和政治见解也加以剖析、评骘，这一点倒是与主流的现代文学史是一样的，不过政治立场迥异。因为文学史作者表现出太过明确的政治立场，便难免主观，与文学史所要求的客观态度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海峡两岸的现代文学史从今日学术研究的立场看来，都脱不了”主观”的窠臼。在苏教授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台湾还没有解严，讨论大陆的作家（特别是任有党职或官职者），还不像今日这般自由，因此苏教授不得不在〈自序〉中特为说明：”有人以为在台湾，左派作家以不介绍为宜，但那时代文人左倾者多，若避讳略去，则可述者岂不寥寥可数？我则以艺术人品为重，艺术优良，人品也还高尚，虽属左倾人士如闻一多、叶绍钧、郑振铎、田汉等在我笔下，仍多恕词；人品不高，艺术又恶劣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则抨击甚为严厉。” （苏雪林1983：6）因为一个人的”人品”，除非大善大恶者，实际上不易断言。如以人品论文，不独主观，甚或有流于蓄意诽谤的危险。以苏教授做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背景，对人的行为品格未免要求过于严格，有时未能对自己的笔端加以节制，这是使苏教授这本书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除此之外，苏教授的确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既不拾大陆马列主义的牙慧，也不俯就台湾反共 政策的要求，她很自信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特别对作品的评鉴，常有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 亦足令人叹服。苏着论评新文学最早登场的文类是诗，因此现代文学史也多半从新诗开始讲起。王瑶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也不例外，在谈过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之后，马上就叙述”觉醒了的歌唱”。王瑶虽 然第一句话就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一九二○年，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王瑶1953：56）但是他没有引一首我国这第一个新诗人的诗做例子，引的反倒是不能称为诗人的李大钊、陈独秀的诗。对《尝试集》的批评是”其中更多的是消极的不良的因素，或毫无意义的语言”。（王瑶1953：63） 。今日看来，王瑶写的似乎更像是政治史。后来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似乎都沿袭这一个路向，而且变本加厉，譬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　1979），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　1979），不独更像政治史，而且把当日的文学家根据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依次排列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像梁山泊排座次的味道。既然把鲁迅放到第一位来谈，也就不能遵守新诗是首先登场的文类这一历史事实。在新诗的部分，既然特别凸显出郭沫若的重要，不但掩蔽了第一部诗集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使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