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docVIP

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 The Artistic Theory of Erwin Panofsky[意]吉多·尼里(Guido Neri)著汪坦译[注]　　E·潘诺夫斯基生于1892年，早在1915年，由于他对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艺术理论的出色研究而著名，并即开始在汉堡大学讲授艺术史。他研究了里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十九世纪最富于哲理性的艺术史家)的著作，当时亦已对康德哲学有了很深的造诣。事实上，里格尔和康德——还有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康德的现代解释者)——一直是他的主要参考来源，贯穿了他的全部事业。象卡西勒一样，潘诺夫斯基和汉堡沃伯格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尤其是同学院主任萨克瑟(Fritz　Saxl)。萨克瑟遵循沃伯格(Aby　Warburg)所开创的道路，成为新型文化史的主要倡导者；即，着重于形象世界。　　当时对文艺复兴——研究的主要领域——在深度上进行分析，展现了一个图形和符号的不可思议的世界，这只能通过古代的文献和神话系统的探索才能理解。潘氏因此而面临重新组织这些神话历史的任务；这任务和图象学(Iconology)问题以及一般解释紧密地联系着。在这期间，卡西勒对他的影响格外强烈——如同对沃伯格学院其他学者一样。新康德主义的卡西勒放弃了沃伯格大师们的几乎是排外的神学倾向，并致力于现代文化世界的彻底的历史重建。事实上，他已经详尽阐述了关于构成人类文化的“象征”形式含义的人类学理论(在神话、话言和艺术领域内)。　　由于纳粹事件，这些早年富有成效的合作突然告终。沃伯格学院迁移到伦敦。潘诺夫斯基从1931年起在纽约大学任教，1933年迁居到美国并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院；同时，保留在汉堡的职位，潘氏的名著《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曾经激发起五十多年的讨论；这本书是他治史方法的最佳例证。在这里，他按一个独特的历史哲学观点阐述了空间表达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和艺术形式:保卫了艺术形式的“表意的”特性(即反对形式主义的分析)，同时，要求系统而确切地表达历史世界的普遍的解释范畴(即反对经验主义的编史方法)。　　这种表达的先例曾是双重的：首先，从上世纪末以来所有艺术的编史工作都求助于历史相对主义；其次，卡西勒关于现代空间关系作为一种数学的一功能的概念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提到里格尔对德国艺术史研究的决定性影响延续了半世纪多。里格尔，一位复合文化背景的人，反对当时主宰历史研究的语文文献主义(Philologism)，从而重新建立了几乎是黑格尔口气的“艺术历史的哲学”。他著名的艺术意向的相对化，有助于恢复艺术形式的价值和独立自主，这是从美的古典概念转移了(如罗马晚期和巴洛克)。这相对化似乎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尤其是美术 “Fine Art”)的消亡和变形的差不多直接的结果。正好是美作为绝对理想的古典理念的衰落，给予现代艺术编史以推动力；在涉及历史的个别阶段和相应的艺术风格时，它企图保持公正；它限制自己去展现那在每一艺术家和每一时期的作品内在的艺术意图。　　关于第二点，似乎潘诺夫斯基的研究和卡西勒关于象征空间的表意作用趋于相同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共同处，是后者试想环绕着空间作为象征形式的概念重新构成历史领域。对卡西勒来说，象征是典型的涉及生活迫切需要的人类活动——它对主观意识表现为“印象”，是积极地内在化了，且通过调解过程被给予一种富于表情的功能。　　潘氏展现了重新解释艺术的全部历史的可能性，这次不是作为一系列心理的一个别的表达，也不是形式方法的分类，而是作为在共同构成和表现人类世界历史的传统与技术间、对历史遭遇(发生在已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的编年史。潘氏的决定是要考察艺术生活在现实发展中所有的偶然性(相应于在一个整体历史领域中的连续和间断)，以弄清楚他的工作在“形式主义的”广泛传统中是不可能被同化的——虽则许多人曾试探过。相反，他的工作对洞察历史问题和形式领域中的内容，显示了最伟大的努力。　　为了保持艺术形式的“表意的”特征，潘氏开展了反对艺术史思想上两种传统——心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攻击。他1915-35年的早期论文，是这两方面争论的有意识的、系统而确切地阐述；是一种目的在于挽救被心理主义和形式主义逐渐损害的艺术含义王国的论战。　　是沃尔夫林(Heinrich Woelfflin，1864-1945)的区分艺术作品富于表情的内容(取决于艺术家“个人的气质”)和因此“形式”被认为是内容的运载工具的说法，给予了潘诺夫斯基以非难形式主义的机会。对沃尔夫林来说，这样的形式并不依赖艺术家的个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