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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高平叔/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02/42-55/【关 键 词】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制/【内容提要】蔡元培先生于1917—1922年亲自主持北大校务，又于1923—1927年及1929—1930年先后居北大校长之名，他广罗人才，兼容并包。由扩充文、理科而废科立系，首创研究所，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推动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提高其研究学术的兴会，培养其服务社会的能力，提供其高尚娱乐，砥砺其道德修养。经过全面改革，北大学生以至全国学生的思想大为解放，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大为增强，北京大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就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正 文】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间，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1〕。 蔡元培时代是北京大学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期。正如吴玉章所说：“蔡先生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罗致进步人士为北大教授，如我党出色人物李大钊同志及主张白话文、大倡文学革命的胡适等，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作用，一时新思潮勃兴，学术思想为之大变，尤其是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于一般人士、特别是青年脑筋中，使中国苦闷而没有出路的革命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命，获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冲破旧桎梏而创造新文学、新文化的勇气，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就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没。”〔2〕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蔡元培亲自主持校务阶段；二、蔡元培首次居校长之名阶段；三、北京大学动乱阶段；四、蔡元培再次居校长之名阶段。分述于下。 一、蔡元培亲自主持校务阶段（上）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范源廉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3〕。他遂于10月2日离欧归国，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4〕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会。至于教员，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没有高尚娱乐， 大多在校外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 这就是1916年以前北大的腐败校风。 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5〕。 为贯彻这一方针，首先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6〕。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蔡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7〕。 除上述数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顾孟余、陈大齐、杨荫庆、钱秣陵、杨昌济等教授，也热心于哲学、英文、德文诸门的改革。理科的夏元＠①、王星拱、秦汾、陈世璋、罗惠侨、钟观光、丁绪贤、李毅士、何尚平、张大椿、何杰等，都是饱学之士。法科方面，虽尚无人讲授比较法之类的课程，但已有马寅初、高一涵、张慰慈、陈启修、黄右昌、郑寿仁、程振钧、王彦祖、黄国聪等专任的教授。他们绝大多数，都年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文典、刘半农、杨丙辰年仅二十七岁，宋春舫年仅二十六岁，朱家骅年仅二十五岁，最小的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秘书。蔡先生就是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洁、朝气蓬勃的英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 蔡先生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8 〕在兼容并包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例如辜鸿铭，留学欧洲多年，辛亥革命后，仍留蓄长辫，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腊语文，于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仍请他讲授《英诗》。又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刘于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蔡先生还不拘一格选拔与培养人才，二十四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和梁同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