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系统监管.docx

面临的风险 　　一是监管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监管力度有限。以本溪为例，市金融办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核、变更、终止工作，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审查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统计公司数据、报表。银监局负责指导协助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进行现场检查，人民银行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的跟踪监测。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市金融办面临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少，监管专业性较差，而人民银行、银监局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协助部门又很难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甚至小额贷款公司什么时候开业、是否开办正常贷款业务都不在掌控之中，还需向金融办和贷款公司询问。因此，很容易出现部分监管职能真空、重叠的现象，在监管的时效性、可操作性、合理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是部分从业人员经验缺乏，素质偏低。调查显示，本溪市12家小额贷款公司，有5家公司最高学历仅为大专；工作人员年龄普遍偏高；少数公司聘请的财务人员为企业会计，没有银行工作经验，对金融业务一无所知。金融人才的不足，导致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从申请筹建到开业都是困难重重。如，小额贷款公司每月向人民银行报送统计报表，在报送过程中人民银行发现部分工作人员混淆企业会计指标与金融统计指标，对部分报表的说明不理解。 　　三是行业规范不健全。辽宁省根据银监会和央行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制定了《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但是对公司的设立、经营、变更、终止部分叙述不够全面，适用的法律不够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是金融业务，但并非金融机构，依据《公司法》规定执行，而《商业银行法》不适用于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专门的法律依据。 　　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对象包括中小企业、“三农”、个体工商户和城镇居民，而实际上，小额贷款公司对“三农”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3.8%。我市审批通过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分布在城区，目前营业的12家公司中，只有济隆小额贷款公司坐落在本溪县，其余11家公司全部在城区。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可跨区经营业务，这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对县域和“三农”的支持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国家给予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多项政策支持，然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非金融机构，税收规定遵照企业执行，税费比例达30%以上，不享受政府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与建议 　　第一，应建立健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协调机制、监督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监管部门的配合，市金融办应委托银监局、人民银行实施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营、咨询、指导等相关监管职能。各级监管部门应建立一个多方联动的监管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第二，努力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在公司设立、审批时，严格把关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对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公司一律不予审批。另外，应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人员的相关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第三，应根据小额贷款公司这一特殊公司形式，参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为小额贷款公司专门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待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成熟、队伍壮大后，可以相应制定《小额贷款公司法》，将其纳入法律制度的约束。 　　第四，进一步细化小额贷款公司对“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对“三农”贷款比例定期监测。职能部门应对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控，确保资金的有效用途。 　　第五，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4倍，高额的贷款利率令农民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与农信社、村镇银行一样承担支农责任，然而却不享受政策扶持。因此，国家可对支持农业发展效果显著的公司实施财政贴息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增加“三农”信贷投放。 目前，国际上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自我监管。如孟加拉国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是没有政府介入，完全由该行业自发成立的自我监管组织，而印度的NABARD则由一定程度的政府参与。 自我监管的义务集中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而不依靠政府的强制约束力，或依靠专门的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去监管。这种缺乏政府参与的监管在保护存款者利益，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缺乏公信力，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二是银行法监管。在此模式下，立法者只是简单的把微型金融机构置于银行法监管范畴。其优点在于不需要重新制订新的MFIs机构监管法，只需要利用现有的银行法去约束MFIs机构即可，但是存在银行法是否适用于小额信贷机构监管的问题。 　　三是专项法监管，即针对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特点出台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监管。这种监管方法从根本上降低了该行业的准入壁垒，更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发展。 例如，在巴基斯坦，小额信贷机构法案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为其专门制订的专项法下开展业务，由巴基斯坦中央银行行使最终监管权。缺点在于减小了小额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