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心理学因素.docVIP

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 心理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性的精神障碍，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持续的回避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特点。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么说很奇怪，觉得在我们生活中这种情况不会存在的，虽然不能说是随处可见的，但是也是在生活中时有发生的。 曾经我听说过一则故事，说是一个大学生长期不能听见切东西的声音，否则精神就会高度的紧张，这样的情况让人听来觉得匪夷所思，这样平常的声音怎么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后来经过治疗后才发现，原来在他小时候的一天，他去厨房调皮的时候，他的一个阿姨拿着菜刀对他开玩笑的说要取了他的“小弟弟”，在大人看来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类似于切菜的声音都让他的神经无意识的反应，导致后来长时间持续性的精神障碍。 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15.2%和8.5%。经过大战之后的人们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社会环境中，但是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是长久的，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之久，但是不得不说这么高的患病率，的确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下，环境的安稳和心理的安全感之间的关系，身体会发出心理的讯息，所以无论在那个年代都要坚持和平，反对战争。 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 mo和9 mo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1］。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年～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33.89%。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6.1%，3 mo内PTSD的发生率为18.8%，震后3 mo的患病率为7.2%。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 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 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 a～15 a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 a组发病率为14.1%，15 a组为23.5%。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 a～20 a组PTSD的发病率为26.7%，而＞70 a组高达40.3%。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3］，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4］。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48.1 mo和12.0 mo)［5］。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 mo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6］，地震受灾者3 mo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13.5%，女性为24.7%。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有不少的研究发现职业和PTSD有一定的关系。如我国学者王焕林等采用系统-整群抽样对我军21198名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患病率为0.485%。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0.484%、0.58%、0.84%和0.227%，但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人来说，PTSD发病率显著高于和平时期我军PTSD横断面调查结果。吴兴曲等对312名高原汽车兵调查显示其发病率为8.65%。烟台“11．24”海难救援军人1 mo后的发病率为17.95%。 与PTSD发生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