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玫：最高敬意是对先辈们信仰的真诚追随.docVIP

冯建玫：最高敬意是对先辈们信仰的真诚追随 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次踏上陕北大地，曾经这样描述：“这里是我所走过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是，历史早已经写就了，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曾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段充满传奇的历史，成就了一个政党的辉煌，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今天，当人们到访延安，驻足在苍凉的黄土高坡，徜徉在低矮的土窑洞前，依然会发出感慨：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在延安近郊一片苍山翠柏之中，静静伫立着一座墓园——“四八”烈士陵园。长眠在这里的英烈，有叱咤风云的英武战将，有才华横溢的江南才俊，也有机智勇敢的谍海英雄。有人说，这座墓园与众不同，因为这里掩埋着一批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也许，透过他们——那个群体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真的可以触摸到那个群体的精神世界，可以尝试着走进那一段辉煌历史的最深处。 一 陵园中轴线上的烈士，叫做王若飞，贵州安顺人。19岁追随他的舅父、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声先生参加“反袁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少年时读《木兰辞》，喜欢当中的一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便给自己改名为若飞，字王度。他曾先后留学日本、法国、苏联，参加过学生运动，领导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党内从事过种类繁多的工作，包括宣传、组织、统战、军事、少数民族、外交等等。重庆谈判的时候，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曾目睹他在谈判中的表现，说他“辩争众口，屹然不动”！他逝去多年后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依然为人所称道。他拥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强健的体魄，是党内难得的“全才”。但最令人折服的，却是这位共产党人身上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1931年10月，因为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5年7个月的狱中生活，四个字足以概括——气宇轩昂。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招出同志，他的回答很有知识分子气：“招”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去了；押上刑场，八支步枪指着他的头颅，他面无惧色：“开枪吧！”带进法庭，他他理直气壮高声宣讲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令对手狼狈不堪。被投入囚牢，他又迅即组织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而且很快就在狱中成立党小组，成功领导了绝食斗争。时任绥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听闻其人，心生感佩，在自家客厅数次款待他，当然，许他以高官厚禄。王若飞则借机宣讲党的政策，劝傅将军反蒋抗日。阎锡山也曾派自己亲信秘书前往劝降，王若飞一言以对：“我，只为共产党做事。”他的舅父不远万里去往狱中两次探望他，希望能够疏通关系搭救他出狱。他对舅父讲：倘使为了一个人的存活，而背叛了千万人的事业，被千万人所唾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舅父看他如此决绝，心生悲观，问他：倘有不幸，遗蜕何存？他回答：大青山上。他的舅父只好含泪在大青山为他买下一块坟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有着浪漫的情愫。他曾从衣服内衬上撕下一尺白绸，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与自己深爱妻子的诀别：“忘了我！别了，我们在红旗下相聚，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浪漫，激情，和面对生死的淡定。但是，面对革命的未来，他依然豪情万丈。5年多的牢狱生涯，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有可以用的器械坚持锻炼身体，狱友们对此难以理解：死都不害怕，何必如此？他回答：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牢狱这一关，出去之后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面对这样一位对手，傅作义曾经感佩：为什么人才都出在共产党那里了！相信傅将军他所感佩的，不仅仅是王若飞的才华，更是这位共产党人身上信仰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在这座陵园里，还有一位烈士广受关注。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少年时期投身革命，才华横溢。19岁赴苏联学习，回国之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年仅24岁的博古即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期间，因为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应该是最令我们感到困惑的烈士之一。想想看，一个历史书上名字总与错误相连的人，凭什么可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和怀念？然而，岁月流逝，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却越来越厚重。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没有因为一己之私采取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党性原则。在交出印章和文件箱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在此后的人生中，他真的是这样做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组建新四军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博古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我们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中，他更是立下卓越功勋。1941年，博古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堪称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期间，他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一直在持续，认识也日益深刻。日记里，他用了八个字总结自己所犯的错误：罪孽深重，百身难赎。在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