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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人生境界 　　一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之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以躬耕陇亩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1） 　　自来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本质性情或者干进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身处的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遗训的关系却往往习焉不察，少有究及。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和角色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尚未真正经历劳动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顿，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已是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一类的角色当中。如果进一步联系陶渊明在此前-些行役诗中表现出来的对长沮、桀溺耦耕生活的依依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断定，陶渊明此时对自己未来角色的定位和估计，并非一时之念。而是经由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在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君子所忧之道的涵义是什么，自来儒生的解释非-，但几无异议的是，其根本着眼点是在治平理想和邦国之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事实上。在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渴望。这种渴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的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九) 　　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和幻想中。从情感的属性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里的东西。实际上，陶渊明一生在用世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心态。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欲在事功上有所建树，这是万难做到的事。虽然，陶渊明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不过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陶渊明一生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的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功立业的强烈热情，为宦五年仅居掾属佐吏之类卑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计，（2）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竟了无用世之意反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 　　二 　　晋义熙六年(公元4l0年)，经历了家居遇火之难的陶渊明写下了言志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诗开篇即写人生的感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从求自安? 　　在此，陶渊明更进一步把勤于陇亩的意义与人生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一思考在认识上显然又是对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一人生信条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触发这一思考的现实原因是陶渊明每况愈下的家境。其实，陶渊明家境的窘迫早在他39岁时所作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已透出消息：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由于此诗是直接写给自己的从弟敬远，因而，诗中纵然文辞或有夸张，亦当与实际情状不致相距太远。两年之后，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从此绝意宦途。官俸既断，居贫之困可以说已成定局。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旧宅遇火，生活顿入穷窭之境。贫，终于迫使陶渊明不得不正视谋食营生的实际问题。此时，出仕的所有努力和机会已被他主动放弃，躬耕便成为维持家计的唯一现实的选择。这一选择，对陶渊明来说，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是理智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固穷守志的决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执着，就此与躬耕自资的平凡生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而儒家忧道不忧贫中的道，其外用的冲动在此亦表现为内守的品格。这样，在陶渊明的躬耕实践中，贫道之间的关系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孔子原是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但由于士阶层此时正处于形成的历史关头，急切的用世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孔子对士这一自己所属的阶层抱以极大的期待，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要求正是适应了这一期待而作为一种理想精神被提出。当然，就忧道者自持的心态而言，他们又是将自己摆放在社会精英的位置上。孔子就曾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3）因此，所谓忧道、志于道便成为了时代赋于君子的神圣使命，正是从士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角度，孔子才把问稼的樊迟斥为小人。（4）但孔子并不是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