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跪着和孩子说话.docVIP

跪着和孩子说话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美国人跪着和孩子说话了。有一次在教会和一个美国白人青年谈论美国大选走势时，不经意间一个黑人小孩走了过来，白人青年立即中断和我的谈话，很自然地跪了下去，和这个可爱的黑人小孩拉起了家常。他那一跪，让我深感惭愧，虽然为人父已近十年，为人师或已逾二十年，但像这个年轻人这样谦卑地跪下去和孩子说话，我似乎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日益“中厚”，连蹲下去说话也显得有些不情愿了。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也曾深深被“大小尊卑”文化习俗禁锢过，因为，那种以幼者为大，以未来为大的“将来时态”在中国的传统乃至当代的“文化语法”中仍属罕见，而随处可见的却是那种充满定论和权威的“过去时态”、“过去完成时态”和旧酒新瓶式的“现在完成时态”。无怪乎那张美国大使骆家辉跪着和中国孩子说话的照片在中国的网络空间疯传时，国人在为之感慨唏嘘的同时，也无法绕过因行为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带来的“文化震惊”。显然，中国人太习惯于向帝王、上级、老人、尊者“下跪”了，当一个长者向儿童下跪时，那种巨大的陌生感或许让一些中国同胞非常难以适应。而在美国，这早已经成为许多成人的下意识动作，他们习惯于根据儿童的身高，或坐或蹲或跪，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和孩子眼睛对视，平等对话。也许在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看来，仍然觉得这有悖礼数，尽管骆大使行的是西式求婚用的单膝跪，而不是中国行大礼时用的双膝跪。但这一跪，却跪出了由内而外的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正如国人在看惯了大小官员在美女撑伞陪侍下或剪彩或种树或讲演的尊贵优雅之后，突然看到西方政要却要淋着大雨和平民说话握手的“窘迫”一样，其感触之深，自非片语能详。但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即使文化背景不同，我仍相信那越来越多的，已经或正在摆脱禁锢，心智日益成熟的中国人最终都会有自己正确的选择，并且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有朝一日也会出现这样的“奇观”。 国人行为上的跪拜据说早在民国元年就已经明令废止，但思想上的下跪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那种繁琐冗余的审批就是为了彰显行政权力的威严，让需要办事的草民以或送或请或贿的方式跪倒在权力面前。而知识分子生活所系的职称评审据说也起到了扫尽知识分子的清高，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在纸面上，继而又在思想上下跪的功效。而那些不肯跪下的，就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自由的代价”了。姜文的那一句“站着就把钱挣了”或许会让千千万万跪着求生的人们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甚至也可能会让那些血气未泯却不得不跪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而那些不敢面对跪着或跪过的现实，不思量抗争，反以“独来独往”自诩的名流，哪怕头顶万人仰慕的世界桂冠，也终究走不出“双重人格”的困境，难做真的人。当社会的不公进一步升级，象征性的、思想上的跪已经无济于事时，众多复又求助于肢体下跪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了。打开近些年来网文和报章，每每也会见到草民冤民甚至知识分子的集体跪请行为：有访民为讨说法齐跪于政府门前的，有教授们为阻止污染项目集体下跪的，更有少女为亲人鸣冤而裸身下跪的……偶尔也能读到官员下跪的爆料：或是为保住乌纱而高举双臂跪阻上访，或是因横冲直撞草菅人命而在万人怒喝之下跪地求饶。弱者、受害者的跪请表达的是求助和抗议，强人的下跪乃是为了保命和保官，虽然同一肢体语言，前者让人同情感慨，后者却不免让人围观耻笑 。当今之世，长者尊者向幼者卑者下跪的，很少听说，倒是那个教科书上描述得很负面的北洋军阀段祺瑞，以总理之尊，竟为“三·一八惨案”死去的学生长跪不起。可悲的是，弱者、受害者即使跪下了，哪怕从地方跪到中央，问题也很少能够彻底解决。那么，国人何时才能告别“盼明君盼贤相”的思维方式，告别用“跪”来寻求公正公理的时代呢？无他，但“民主法治”而已。有民主才能保证法制以保障民权为宗旨，有法治才能促进民主规范化行为化。一些与中国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东亚民主国家如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类似的进程，即在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就着手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从而为经济持续发展与后续的政治民主化提供足够的优质人力资源与高端智力保障。有时，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更直接体现在吃喝拉撒上面。日本的小学免费午餐被网民晒出来以后，国人似乎觉得可望不可即，但同样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印度免费午餐一上网，着实让 “GDP”世界第二的东方第一大国蒙羞。那段记录湖南怀化县的一个小学生饿了就唱“祖国祖国我爱你”的视频，更是定格为见证这个国家教育现状的一块抹不去的伤痛。面对如此刺人耳目的比照，那些穷困地区肥马轻裘、夜夜笙歌的父母官们真应该跪在孩子们面前谢罪了。 2012年圣诞之前，美国康涅狄格州发生校园屠童案，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时数度哽咽，其真情之自然表露，自非川震时绵阳的“微笑哥”可比，更不是那些冷血欢呼的网路仇美五毛愤青所能理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奥巴马的眼泪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