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docVIP

PAGE PAGE 1 哈贝马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 　　[摘要]哈贝马斯认为，理论研究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理论的任务就是研究旨在控制自然、占有自然的社会实践，又研究旨在彻底改变现存制度的政治实践。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作正面阐述，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演变；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阐述说，理论产生于实践，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后形成的。他认为“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实践”，理论的这种后来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且试图从公众社会、认识与兴趣的认识论方面、方法论方面来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形成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 　　[关键词]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演变；解释；重新理解 　　一、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演变 　　（一）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的古典时期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以法律为基础的宪法与市民生活的伦理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过来说，行动的规范性同伦理和法律又是不可分的，只有政治学才赋予公民以美好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政治学本身是美好的和正当的生活学说；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是同论述善与正义生活的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主要是指伦理意义上的实现人的幸福过程。同时他强调，政治学即全部实践哲学，而且政治学所涉及的是人的行为，也就是实践的领域。而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学的直接实践性也决定了其认识论上的特点：它不会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同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哲学的实践作用的问题已经有了另一个问答：理论只有在实践哲学的形态中才获得实践的意义。 　　（二）以社会哲学为代表的近代时期 　　哈贝马斯认为，近代的社会哲学是在反对古典的自然规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产生出来的，但却失去了实践哲学所具有的那种与经验的密切联系。社会哲学不再与实践具有本质的联系，只是以脱离实践哲学的经验联系为代价，充其量只能通过技术的劝告对合同的行为做出指导。社会哲学不能真正地同实践发生联系，更多的是受社会技术的宣传品操纵，是同目的理性地行动。从这方面看，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避免了传统政治和近代社会哲学的互补的缺陷，所以它把科学性的要求同一种与实践相关的理论结构相联系。[1]（P3）由于社会哲学考虑的只是更多地确保它的学说的实践成果，而不是重大问题中的理论的可靠性：如何通过理论转化为实践，真正地实现“人类生活的进步”，使得它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真正成果，失去了它的普遍有效的陈述的可靠性。 　　（三）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时期 　　自18世纪以来，即随着实证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说，随着我们的文明的科学化，理论在其中着眼于实践的维度缩小了。在这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工业和管理，构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技术的有目的的、合理的使用。科学的社会能量，转化成技术拥有的力量；科学不再被看做启蒙行为的能量。[2]（P330）经验分析的科学，产生了技术方法，但是，经验分析的科学，并不是对实践问题的回答。富有社会影响的、理论的传播对象，不再是共同生活和相互进行语言交流的人的意识，而是相互交往的人的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实证主义的产生使理性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在实证主义框架内，往往用预测的潜力和适合于经验科学的技艺之类术语来假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当我们的文明日益变得科学之时，促使理论直接指向实践的结构相应地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仅仅成了一种有目的地、合理地使用经验科学所提供的技术。 　　在他看来，上述三个时期都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的哲学和科学，由于其各自的局限性，都与实践相分离。 　　二、哈贝马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解释 　　（一）公众社会方面 　　哈贝马斯认为实践问题的着眼点是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按其结构用来解释实践问题的那些理论，是以深入人的探讨交往行动为目标的。确切地说，这些解释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的合法价值。因此，只有当实际对话的制度满足广大公民的需求时，这些解释才能转化为富有政治成效的启蒙过程。[3]（P4）一方面在公众社会中的政治化方面，大多数人的要求被作为权威而认可，公众舆论对政治和社会权威提供理性的基础，同时行政管理机构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在公众社会的非政治化方面，理论只有在科学工作者自由地进行理论对话的前提下才能发展，经不起科学所检验的理论，必定会被抛弃。只有旨在实践的理论才能够根据这种事实辨认出来。 　　（二）认识与兴趣方面 　　哈贝马斯认为关于认识与兴趣的内在联系，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认识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个具体的潜在欲望的生物遗传上，因为认识的兴趣是抽象的。确切地说，认识的兴趣产生于同劳动和语言相联系的社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