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白话理论与白话文.docVIP

PAGE PAGE 1 刘师培的白话理论与白话文 　　在刘氏看来，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短长，应同时使用，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可偏废。正是有了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所用的共识，清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派别的新文学家和古文学家，才纷纷加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搭乘上了正疾速行驶的民族与民主革命的列车，取“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意，改名“刘光汉”，成为清末文坛和学术思想界的一匹黑马。1904年前后，以“激烈派第一人”自诩的刘师培，依托《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革命派刊物，力倡“语言文字合一”主张，并躬身创作了40余篇白话文，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中革命派知识分子阵营涌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刘师培的白话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致使这道清末白话文风景线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 　　一 　　1903年，刘师培在《国文杂记》中痛诋“中国国文之弊正坐雅俗之分太严”，以为“今之编国文课本也，正所以革其弊耳”，[1]针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正统观念提出了针砭，着力打破雅俗界限，对提高白话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语言雅俗界限之打破，对俗文学的兴起并最终取代雅文学的正宗地位，可以说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1904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誉白话报为“文明普及之本”，预言“中国文明愈进步，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又可推矣”；对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之弊有着清醒的认识，谓“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未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2]他将白话报的长处总结为“二善”：一曰救文字之穷，二曰救演说之穷。文言艰深，仅及于上流社会，不利于文明普及；采用俗语之白话报体则感人之效大，易于达到振末俗、开民智、强国家、救危亡的社会文化功效。近世演说之风虽渐发达，然各省方言参差不一，故演说仅可收效于一乡，难以推行于极远；而“通俗之文，助觉民之用，上至卿士下至齐民，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以家置一编，而觉世之力愈广矣”。[3]刘氏还就以官话作为全国统一之语言，以白话报作童蒙之教科书等措施，建言献策。 　　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论文杂记》，站在古今中外文学语言发展历史之高度，总结中国语言文字及文体演变的历史规律，力倡“语言文字合一”主张： 　　英儒斯宾塞有言：“世界愈进化，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繁趋简，何独于文学而不然？[4] 　　在刘氏看来，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兴盛，都是中国语言文学演进过程中“语言文字合一”这一发展趋势日益滋长的征兆；至于明清兴起的小说，更是“开俗语入文之渐”。他不仅援引英儒斯宾塞时髦的语言进化理论，而且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找来“语言文字合一”的历史依据，进而痛斥轻鄙小说的读书人为头脑冬烘的无知“陋儒”。既有放眼世界的全球化视野和泰西圣哲的先进理论根据，又有“三代传经”的荣耀光环和无人敢小觑的深湛的旧学根柢，学贯中西的刘师培关于“俗语入文”的主张，其社会反响和影响力之大就非同一般了。 　　刘氏进而断言：“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此乃“文字之进化之公理”。[5]此番论述，与五四时期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概念”有不少相通之处，只是刘师培在循“天演之例”而主张“言文合一”的同时，并不偏废“古代文词”。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近日文词”分为两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6]在刘氏看来，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短长，应同时使用，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可偏废。正是有了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所用的共识，清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派别的新文学家和古文学家，才纷纷加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二 　　陈平原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探讨“学问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时，敏锐地指出：“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7]其关于“学问该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先生对初刊于《教育今语杂志》（1910）的章太炎的述学文格外看重，言其“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