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诗可以怨》略解.docVIP

PAGE PAGE 1 钱锺书《诗可以怨》略解 　　摘要：孔子说“诗可以怨”是从诗的社会效用出发，钱锺书论“诗可以怨”则从诗情的源头出发。孔子的“诗可以怨”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谈诗的应用，它是“兴观群怨”四用途之一，而统一于“群”，其目的是“去怨”。钱锺书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谈“怨”的功能，认为“怨”可以激发作者的才华，使作者受压抑的情感得到升华，抚慰作者在现实中受伤的心灵。钱氏还认为，抒“怨”的诗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更富有艺术魅力。钱氏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诗可以怨”，和当时的文学语境有密切联系，实际是从文艺理论的层面为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作了辩护和声援。 　　关键词：诗可以怨；钱锺书；孔子；当代文学 　　《诗可以怨》是钱锺书1980年11月20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发表的演讲，讲稿刊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改定本收入《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初版）。这是钱锺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表的少数几篇重要批评文章，最能显示作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议论风生的学术风格，面世以来广受好评。但对于文章主旨，意见并不统一。郑朝宗最早注意到此文的价值，并指出文章旨在阐述“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1}刘扬忠认为：“在《诗可以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抒情文学作品，还是叙事文学作品，其实贵在一个‘真’字。意思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书写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2}傅道彬的《诗可以怨吗？》以钱氏文章为引子，阐发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本意，认为钱锺书的演讲“本来是因题作文，本意并不是阐释孔子‘诗可以怨’这一命题的本来意义，在这个题目下他罗列中外古今种种文艺理论观点，以证明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③廖丽霞认为，钱氏文章的主旨在于“论证传统文学理论观点的偏颇和错误”，“说明人类的心理体验、情感机制有共同的基础”。{4}郑朝宗给予钱文极高评价，誉之为“钱先生《管锥编》的缩影”，“反映了其作者的全部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并对钱氏文章大意做了勾勒，其主旨则在阐述钱锺书的治学、写作方法，并为钱氏的精神和性格写照，惜乎所见不深，立论有流于表面之嫌。刘扬忠在电视台的讲演可能受到媒介的制约，未能全面阐发钱氏论点，只就钱文最通俗的意义做了一番解释。傅文以阐述孔子本意为己任，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廖氏文章名为“解读”，实为误读，其中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话，算得上一篇奇文。因此，对钱锺书此文似还有进一步解读的必要。 　　一、孔子的“诗可以怨”及有关阐释 　　要明了钱氏文章宗旨，还要先弄通孔子“诗可以怨”本意。“诗可以怨”出自《论语?阳货篇》，其所从出的一节文字如下：“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显然，这段话的语境是孔子与学生讨论“诗”的用途，孔子说“诗可以怨”是从接受者“用诗”角度而言的。把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连在一起，尤其可见出孔子用心所在。从《论语》看，孔子颇能体贴诗人幽心，有时也很有诗人的雅致深情，例如《子罕篇》中对滔滔河水大发其“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先进篇》中对曾点所描绘的“风乎舞雩，咏而归”情境的喟然赞赏。但是，孔子毕竟主要是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其论文虽然“尚文”和“尚用”并举，其最终落脚点还在于用。孔子的诗观也正是从“用”出发而终归于“用”的。所以，孔子在《子路篇》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应用诗学。 　　那么，孔子的“诗可以怨”的“怨”到底是何意呢？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谓“怨刺上政”，朱熹《论语集注》谓“怨而不怒”。这两种说法都颇为今人所疑。黄宗羲《汪扶晨诗序》已说过“怨亦不必专指上政”。郭绍虞认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人之意的总结，却又对之进行了合“礼”的改造，以诗为事父事君的目的服务，并不代表孔子诗教的基本观点——郭氏认为出于《礼记?经解》的“温柔敦厚”反而说出了孔门诗教的根本原则——实际上“诗可以怨”的“怨”字是和这一“温柔敦厚”的诗教相矛盾的。在郭绍虞看来，说“怨刺上政”固然没有完全说出“怨而怒”的诗人之旨，“但比宋人‘怨而不怒’之说要好一些。至朱熹之说就离得太远，简直是在讲理学了”。{1}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一方面说“孔子所说的‘怨’，其范围是广泛的，其中就包含着男女爱情在内的种种忧伤、追求、感叹”，另一方面又对此加以限制，指出“孔子所说诗‘可以怨’，指的是与仁道的实行相联系的‘怨’”，“孔子极大地强调了人的感情所具有的道德上的纯洁性、崇高性，并且认为只有这一类感情才是诗所应当表现的”。{2}以这样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