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三题.docVIP

“分配正义”三题 　　摘 要:当代中国语境下分配正义的具体问题应从政治正义的维度,以弱势群体问题为切入进行思考,即:应当从制度变迁成本担当与收益享有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形成的特殊性,弱势群体应当享有与其成本担当相应的收益;社会二次分配能够从契约论得到合理解释,它是不同群体的互惠过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不应仅是基于道义的,更应是基于政治正义的补偿正义。 　　关键词:分配正义;政治正义;弱势群体;制度变迁成本;二次分配;补偿正义 　　 　　一、制度变迁成本与分配正义 　　 　　当代中国语境下讨论分配正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应当重视制度变迁成本分配及其正义性问题。必须正视在制度变迁成本担当上的不公现象,应当对那些已为改革开放担当了较多成本的弱势群体给予公平补偿。 　　1、制度变迁成本 　　制度变迁成本作为一个社会哲学概念,在一般性意义上指称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制度变迁成本具有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任何一种制度形态变迁,乃至人类的任何一种文明演进过程,都必须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这种付出的代价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制度变迁成本的这种客观必然性表明,社会进步总是以某种代价为前提。一个正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民族,应当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了民族的盛兴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制度变迁成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制度变迁成本的大小。核心是这种成本、代价是否超出可预期所得。其二,制度变迁成本的分配。核心是制度变迁代价在不同成员间的担当状况。前者直接关涉的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性与具体路径的选择性,后者直接关涉的则是制度变迁本身的正当性与正义性。 　　制度变迁有成本既不意味着这种成本可以是任意、无限的,也不意味着这种成本丝毫不可控。首先,制度变迁成本是有限成本。如果制度变迁成本是无限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的结果可能是负收益的,这不合乎实践理性。这种使民众遭受更大不幸的制度变迁,缺失合理性根据。一种制度的成功变迁,其成本付出必定在整体上要小于这个制度成功变迁后的受益。它必定是能解放社会生产力,给人民带来幸福,使社会繁荣、发展的。其次,制度变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控性。因为,制度变迁过程是人的自主实践过程,总是具有一定目的性与计划性,总是具有某种可选择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变迁的具体成本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我们不能因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断然否定制度变迁成本的某种可控性,否定制度变迁具体代价的可选择性。我们可以在不同代价、成本之间做出选择,以较小代价换取制度变迁的目的性实现。 　　制度变迁成本有一个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担当问题。不能以制度变迁成本的必要性、必然性,掩盖、遮蔽制度变迁成本分配及其正义性问题。正是制度变迁成本分配的正义性问题,才强烈地标识出一个社会的特定伦理关系。 　　2、制度变迁成本分配及其正义性 　　所谓制度变迁成本分配是指制度变迁代价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核心是:是否不同社会群体都公平地分担了这种制度变迁代价,并相应公平地从这种制度变迁中享受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 　　“制度变迁有代价”不能遮蔽“制度变迁成本分配”问题。应当进一步追问这种代价是由部分人承担,还是全体人承担?是一部分人承担了绝大部分,另一部分人承担极少,还是大家都公平地承担起这种制度变迁的代价,并获得与之相应的制度变迁收益?如果一部分人承担了制度变迁的大部分代价,却并没有相应地享受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好处,相反,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另一部分人享用,那么,至少在制度变迁这个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称。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这种制度变迁成本分配中的不公平、不正义,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利益冲突与对立的可能。 　　制度变迁成本的担当状况,能够集中地标识一种制度的内容与性质。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作为一种制度创设,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又使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积累了原始资本。圈地运动作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变迁成本由原来的乡村农民与城市无产者担当,而资本家则享有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好处。在这种制度变迁成本分配关系上,表现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权利-义务关系的尖锐对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获取更多廉价原材料与劳动力,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地运动,进一步将制度变迁成本转移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头上。从制度变迁成本分配来讲,当时的英国分别在自身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殖民地民族国家间两个维度上,集中体现出制度变迁成本担当的不正义。这种制度变迁成本分配的不正义,以资产阶级对国内农民与工人阶级、对国外殖民地民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