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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视角下的议事程序 　　在笔者最近围绕地方立法主持的一项调研中，发现一个较有趣的现象，即作为目前政治体制中占据重要层级岗位的市厅级领导干部、县处级领导干部，对于地方立法民主化的认同度和自身的参与度却普遍偏低。这次调研向四川省委党校2007年春季入学的市厅班、县处班、中青班共发放问卷表121份，收回107份(这些学员中，来自省级机关和成都市级机关的约占2/3，而这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是享有立法权的。此外，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各种审议活动)。问卷表中有一道主观选择题：“您认为目前地方立法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A违背上位法，B缺乏民主，c缺乏科学，D缺乏监督。”选择A的6人(占6％)，选择B的高达62人(占58％)，选择c的22人(占20％)，选择D的14人(占13％)，3人未回答(占2.8％)。而在回答另一题――“您通过各种途径对地方立法草案发表过意见吗?A经常，B偶尔，C从未”时，选择A的8人(占7.5％)，选择B的43人(占40.2％)，选择C的高达54人(占50％)，3人未回答(占2.8％)。这些被领导机关委以重任、负有“承上启下”(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职务的角度)功能的政治精英们，理应是一个对利益主体多元背景下实现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合法机制――立法活动予以高度关注的群体。因而，无论他们对中国立法活动的关注程度，还是他们对立法活动的参与意识及其深度(下面还将有多侧面的反映)，都是值得引起人们重视并加以分析研究的。因为这种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从某一侧面反映当下中国政治民主化运行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折射出作为我国代议制机关的人大代议功能在协商民主话语背景下的程序缺失。而如何矫治这种缺失，正是本文所要重点加以论述的。 　　(一) 　　现代民主政治中，议会(国会)是国家最高民意机关。当代议会的理想功能可简略概括如下：1、代表的功能；2、讨论的功能；3、立法的功能；4、监督的功能。然而，议会的上述功能并不因为其被写进宪法和法律就已然实现。事实上，议会功能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二：其一，议会组成人员的产生过程，是否真正体现出了“代表”的本质。“代”的核心要素是平等、竞争、公正。其二，议会组成人员对所有待决事项的审议过程，是否真正体现了“审议”的本质。“议”的核心要素是忠诚、公开、自由。针对前者，如何科学地划分选区和确定代表、委员条件及比例，建立和完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公开平等的选举制度至关重要；针对后者，如何使社会公众的民意在议会中由代表、委员忠诚地反映呈现，并得到充分自由的论证，应为制度设计重点。为使论题集中，本文的考察范围限于“议”，也即考察如何通过完善“议”的建制来确保议会功能的实现。笔者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有不少受调查干部口头反映说，“代议代议，一要代得起、代得进；二要议得开、议得准”；“代”与“议”既互相联系又可分别研究。 　　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天世界范围代议制体制下的议会和政府，由于其实现民主的间接性(这在中国更为明显)以及多数决定原则的简单化操作，越来越受到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不能不引起各国议会的深刻忧虑和反思。 　　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认为，对于以普遍的不平等、日益明显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逐渐增长的社会复杂性为特征的社会来说，协商民主是充满活力的、在制度上可行的政治模式。关于协商民主，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我国另一学者陈家刚认为，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是指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看来，我国学者倾向于把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涵盖社会各类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民主决策形式或民主治理形式，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公民与议会的关系形式、议会内部的活动形式。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而进一步健全完善符合公平正义价值的人代会议事程序，则是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