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画面(外两篇).docVIP

PAGE PAGE 1 角落?画面(外两篇) 　　六十年前，一九四九年，我十二岁，父亲受不了母亲整天嘀咕，准备带我们返回上海，想不到逃难的人潮一波波从基隆码头上岸，原来国共内战如火如荼，国军节节败退，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沦陷，父亲终于有了借口，不是他不肯带母亲回上海——从小生在苏州，长在昆山却喜欢上海的母亲，梦想从此破碎，她再也回不去上海。一直要等到三十八年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台湾开放探亲，民众重新可以返乡，母亲才回到上海、昆山和苏州……前后三次去回，她选择终老台湾，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父亲就没那么幸运，他于一九七○年九月过世时只有六十九岁，特殊的年代，因战争而隔离的游子，谁也别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祖父母一一过世的时候，父亲不能回去奔丧，父亲过世，同样，浙江永嘉（温州）的乡亲，我想连讯息都无法得到，就算知道了，也只能仰天长啸。 　　当年身为农夫农妇的祖父母卖了田地供父亲读大学，怎想到他远去上海，再跨海渡台，一个长大了的儿子，战火隔绝两岸，父亲和祖父母再也没有缘分见面，连带着祖父母当然更见不到他们的孙子，我从生下来从未看过他们，所以祖父祖母对于我只是一个名词。 　　我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角落。我的祖父母生活在属于他们的角落。台北和温州，各有老的一代和小的一代。明明有血缘关系，却因战争让两个家庭成为陌生人。这种诡异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不只占着一个角落，角落里还有更多的画面，已经六十年了，仍久久挥之不去。 　　永难忘记的一个画面是隔壁孙伯伯吊死的场景。他因一个人渡海来台，住在公家配给的宿舍里，和照顾他生活的年轻女佣发生了关系，把女佣的肚子搞大了，孙伯母就在那节骨眼上，从大陆逃到香港，办了许多手续又从香港千里迢迢来到台北，找到先生的家里还来不及兴奋，竟然发现先生藏着怀孕的小女人，一夜争吵的结果，第二天清晨孙伯母醒来看到自己的先生悬梁而死，身子早已冰冷，孙伯母从此守寡，她变成一个脸上再也没有笑容的人。有时我会在福州街蔡万兴饭店看见她弯着腰的身影，九十多岁的她显得格外孤零，她总是一个人吃饭，然后独自离去。 　　时移景迁，今天，没有人会觉得婚外情有什么大惊小怪，可在六十年前，那是严重得天都会塌下来的事情，孙伯伯就是受不了那压力自杀身亡，而孙伯母罪不在她，但因先生死了，她深感自责，她恨自己吵闹不休，她把所有的罪过揽在自身，自此，不快乐成为她的注册商标。 　　孙伯伯死时三十五岁，孙伯母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她一生未再婚。她的幸福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埋葬在一场战火里，要不是战乱，她和先生不会分隔两地，更不会突然多出这么一个怀孕的小女人。 　　还有一个画面也常在我心头涌现。那时农复会成立不久，引进不少留美的归来学人，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妇，都在农复会服务，他们租了对门林伯伯家的一个房间。那时可能因为克难年代的关系，一般住家还不十分讲究卫生，看在这对年轻夫妇眼里，他们显然有太多的不放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天天把消毒挂在嘴上，厨房厕所里的每一样用品都要消毒，每次吃饭之前，不但碗要消毒，筷子也要消毒。这么爱清洁的一对夫妻，后来从宁波西街搬到南昌路一幢新盖的二层楼建筑，夫妇俩请林家四千金和我到他们家吃饭，仍然不停地在厨房里消毒各种餐具，原来环保观念早就深植在他们心中。后来他们回台服务三年期满，又返回美国，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 　　在王永庆一九五四年成立台塑公司之前，塑料已经是一件让人产生好奇的新原料。原来，爸爸虽在北一女中教英文，以及后来转到南昌路、公园路（现烟酒公卖局对面）口的樟脑局服务，但他其实一直想做贸易，所以经常有国外的各种样品和商品目录邮寄到他的信箱（爸爸在那么早的年代，就在台北博爱路邮政总局开了信箱，直到一九七○年过世，他仍租着邮政信箱）。塑料品是那个年代当红产品，那也是尼龙、达克龙、帝特龙、特多龙、毛丽龙、爱丝龙和什么龙流行的年代，连男人穿的衬衫常常都是半透明的尼龙做成的，因为半透明，人们还喜欢在上衣口袋里放一张百元大钞，以示自己是有一些钱的人。 　　那是多么贫穷的克难年代，口袋里让人看到放着钱，当然表示是一种炫耀，甚至于家里用的家具，或书籍杂志上都要上一层胶，一切要看起来光光亮亮的。后来台湾流行的磁砖文化，也是因为磁砖有一种光亮度，东贴西贴，许许多多建筑物墙面都贴着磁砖，配上一面红门，家家户户如此，一直要等到外国观光客嘲讽“到了台湾像是一脚踩进厕所里”，磁砖文化才逐渐退潮，连带着书籍和杂志开始改用雾光，用到几近浪费的铜版纸，才为大家知晓那是一种缺少质感的纸张。 　　塑料统治台湾超过五十年，一直到今天，塑料碗、塑料杯无所不在，塑料袋更是如影随形，想丢也丢不掉，而我们还必需承认，塑料用品明知它会溶解毒素，但人们似乎已经离不开它了。 　　六十年，隔了六十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台湾，从克难年代走来，经过繁华、富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