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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到《文化诊断学》看中国文化的发展 “诊断国学、再造辉煌”前言 ? 一、 复兴中国文化？还是复古中国文化？ 一种观念，当人们不能用理性加以衡量就被动的加以接受，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种观念就是迷信；一种观念，当人们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衡量，并且表现为思想和行为上的主动性，那么就其接受的程度来说，这种观念就成为信仰；只有那种既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衡量，又能够用事实加以证实，并且就观念本身来说也具有比较完善的形式，这种思想观念才成为科学。对于《周易》，很多人能够用理性衡量它，但是又不能用事实证明它，因此对于大多数来说，《周易》不能称作迷信，也不能称作科学，只能根据人们对他的接受情况，用信仰来定义它。有人认为《周易》是科学——这是少数人；有人则认为它是迷信——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更多的人表现为崇拜。但当对文化的崇拜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这种崇拜就具有盲目性。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以至于中国文化自“诸子百家”以来后人难以超越，或者不敢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复兴中国文化的主张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复古还是复兴？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精神支柱，所以，要想让中国文化得到合理的发扬和继承，必须把《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着力点进行系统的批判，在合理批判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复兴中国文化的力度、适度、量度和方向。我在很小的时候用马列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观念粗读过《周易》、《论语》、《中庸》等一批国学著作，那时候由于受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传，认为国学已经深深的打上了封建迷信的烙印，同时也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不自觉的用西化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那时候认为，国学只能代表过去的辉煌，文化是发展的，古人的思想必定落后于当代，今天必定优越于过去。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发现无论是用西方标准还是马列标准，都不能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尺，也不能用中国文化作为衡量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尺。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民族时代多元文化的产物，多元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用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的价值尺度。必须超越他们二者，能够“合二为三”，只有这个“三”才能以一种整体性和包容性成为衡量他们二者的尺度。那么今天看来，这个 “三”就是建立在多民族文化整合基础上的创造，是多样性及其对立面的融合，是全球化文化的抽象统一。 今天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多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全球化文化模式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尺度，同时，各民族的文化也需要与之相默契才能创造民族社会的和谐——而这种文化的产生其根本上来自对文化的合理整合与时代创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合一精神为医治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道德价值观念问题、文化和社会问题等等提供了思想启发，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方法。西方文化长于分析，中国文化长于整合，当世界文化经历了知识大爆炸的裂变之后，文化的整合将变得尤为迫切。所以弘扬中国文化无论是对世界的进步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能够站在天人合一、宇宙、人生的至高境界上看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很有思想高度；西方文化其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将分子解析成原子，将原子解析成基本粒子，主要遵循将整体解析成部分的系统思考方法，这样的思维方法很有深度。如果把它们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思想高度而思维深度不足，所以中国文化能造就风流洒脱的智者及其超凡的生活态度；西方文化有思维深度而思想高度不足，所以，西方的科学非常发达。这就是文化差异表现在民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人的创造活动的个性差异。当今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文化需要一种超越中、西方思维模式面向未来的创造能力，那么从多元民族文化中抽象出他们各自的思维深度、思想高度、思维广度、思维速度，并将它们统一起来，建立和完善适合全球化社会的思考力体系——就这样，文化诊断学诞生了。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文化诊断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既不具有民族文化的人文色彩，也不具有哲学的价值形态和党性原则，它仅仅是一种文化工具，可以为任何一种文化和主义提供文化诊断服务，为它们各自的文化建设提供合理化建议，进而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统一体系提供服务。关于文化诊断学，正如《文化诊断学纲要》所说： ? “……有了这样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明确了文化、文化载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洞悉了创造力的结构；理解了创造力和创造过程的运作体系，那么对于文化诊断学的性质和方法就变得十分明朗了： （一）通过对象中是否存在着创造力及其程度的分析，我们可以诊断出什么样的现象属于文化载体，什么样的现象不属于文化载体，从而也可以判断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非（伪）文化，什么是反文化。 （二）通过对创造力的结构分析——创造活动的结果取决于创造力的构成关系——我们可以从知识、智力、意志力、对象化过程、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