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书评.docVIP

PAGE PAGE 1 《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书评 　　一、本书脉络及主要内容 　　人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夏勇教授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在笔者看来就是解决“权利是什么”和“权利是如何形成的”的问题。全书大体分为四篇，分别是权利现象及权利概念，古代的人权萌芽，近代人权概念的形成及人权与人类和谐。在首篇中作者分析初民社会的习俗权利及其表现，继而论述权利的基础，并得出权利的五大要素。中篇作者突出以个人独立视角研究权利，并论述权利产生的三大理论基础，下篇作者介绍权利推定类型及近代人权的发展，尾篇是中国式人权发展探讨。通览全书，权利在中西方何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人权在中国是否真的水土不服，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中西方权利形成的比较分析 　　权利具有五个要素，即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作者认为，“对于一项权利的成立来讲，这五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笔者便先以此为基点展开论述： 　　其一，利益与正义。 　　西方文化将利益与正义相联结，正义就是通过调节利益的增减来实现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划分为两种：其一是分配的正义，即根据人的身份和能力来分配政治职务和财富，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就是最大的平等，分配给适格的人其应得的利益就是正义；其二是纠正的正义，在私益纠纷中，以损失和攫取的中道为原则调节彼此的利益。因此，维护自身利益是一种“应当”。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应予”、“应让”，注重提高自我修养以应对纠纷，将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逐利的商人居于社会最末位便可一窥。这并不意味着利益无足轻重，人均有区分并保护自有利益之天性，之所以轻利，在作者看来，根源在于当时自产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恒产则易丧失利益进取之心且既有安身立命之本，则可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其又契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贤外王之道。 　　其二，权利的主张 　　如上所述，西方文化将主张个人利益作为正义。从客观方面来说，个体性权利主张也变得频繁，这一方面是基于分权与制衡的政治格局，以英国为例，封建王权在精神上遭遇教会分权，在政治上受到来自议会及自治城镇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个人从血缘氏族中脱离出来，而且利益主导的商业贸易关系呼吁着平等、自由，更进一步促进了人权的发展。 　　重义轻利的中国传统思潮，显然不利于个体主张利益，权利主张也受到了阻碍。中国传统社会在经济上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在等级秩序上则将民众束缚于三纲五常之中，个人依附于血缘纽带，氏族不仅是赋税、兵役、连坐等众多体制的基础，而且是个人的精神支撑，宗庙、祠堂的意义远超个体。而且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倾向于集体利益。在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超我超越了本我，追寻理想化无私的个人，个体性权利难以提出，进一步阻碍了人权的发展。 　　其三，资格 　　人权普遍性与阶级性的矛盾突出表现在权利的主体方面。就人权的内蕴而言，人权应该是普遍人权，而现实是人权是当权者或当权者背后的利益集团所享有的权利：教会宣扬人人平等，志在创建超越世俗社会的神权；资产阶级提倡天赋人权，是形契约之名，促资本积累。 　　在超我型的中国，统治阶级所维护的是固有的不平等特权，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弟子以帮助弱者守城以倡导“非战”，却淹没于秦灭六国之中。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湮灭于统治阶级的镇压中。人权，作为人之为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何以跨越阶级集团的鸿沟，仍有待探索。 　　其四，权能 　　为了树立人权的权威，西方或是通过原子论抽象提取出自然法理论，或是提倡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然理性”，或是借助上帝的宗教权威强调“永恒法”。文艺复兴时期，洛克和霍布斯对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的论述增进对权利的理解。在追求理论正当性的同时，运用法律的权威保障人权，此时期权利法典化杰出代表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 　　在中国，虽未曾有系统的权利理论，但不乏人道思想与大同思想，人道思想作为常识存在，例如不得随意伤人性命、尊老爱幼。大同思想依仗“独尊儒术”贯穿精英阶层，又因其贴合小农经济，也为国人所接受。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萌生对抗封建专制意识，但仍没有提出权利，人权保护未载入法律。 　　三、中国人权改良式建议 　　（1）巩固权利的道德权威—德性权利 　　中国的权利理论源于西方文化移植，故作者针对中国“集体权利—个人义务”的社会现状，在《中国民权哲学》中提出“德性权利”理论，他将德性权利界定为一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权利，主张结合仁义传统来重塑权利体系，由社会阐述权利。西方长久以来将中国“和”思想视作人权难兴的症结，大多是受以耶林为代表的利益法学派影响。但笔者认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容易造就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