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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论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中国1998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的政府规模、寻租以及经济增长进行检验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行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政府规模的大小对寻租行为有部分的负效应。针对这一结果，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Portaet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et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