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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的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年11月21日迁抵重庆,从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形成,成为民国政府统治的中心。1946年5月5日,民国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凯旋南京”,大后方时代随之谢幕。大后方的生活铭刻了深深的战争烙印,记录了那段久逝的岁月。
战争阴霾下的艰辛生活
大后方虽无正面战场的血腥与惨烈,但始终笼罩于战争阴霾中。旷日持久的战争加剧了人口的内迁,诸如住房紧俏、交通拥挤、物价飞涨、日用品匮乏等现象显著。避战的灾民如潮水般涌入,山城顷刻热闹非凡。东南沿海的富商贵胄将欧陆的时尚气息带入重庆,使山城焕发异彩。即便终日笼罩于战争阴霾中,大后方的市民依旧泡茶馆、郊外出游、观影剧、看书报,过着闲适生活。
国民政府迁抵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边陲聚集了四方难民,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区域。每当日机临空侦查目标或高空轰炸时,市区刺耳的警报声随之拉响,市民们纷纷避走他处,由此形成了大后方独特的“跑警报”生活。据重庆战时资料所载,警报拉响后,市民们不得不中止日常的工作或学习,四处逃逸,“或乘轮渡木船,过南岸上山躲避,或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躲避;路上出口,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阔老的小轿车和客车、人力车挤在一块各奔东西,顿时车水马龙,人喊马叫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两三次警报,市民渐渐习以为常。
防空洞是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防空洞内的陈设也是天壤有别。政府高官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普通百姓的防空洞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据亲身经历的老人回忆:“进入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踩踏在别人身上,两旁的人互相推搡,最后跌坐在人堆中,此番滋味可想而知。1小时后,洞内早已充满浑浊空气,
我奋力迈向洞口,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过来。”即便如此,沆瀣浑浊的防空洞依旧不能满足市民亟需,经常人满为患。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在半夜突袭重庆,市民无法疏散,大量涌入隧道,仅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极度拥挤与缺氧造成了数千市民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重庆市民烙下了永久的伤痛。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1943年就激增至88万多,到1944年猛增至103万。大量的人口涌入本来就地窄山多的重庆,市内的住房拥挤不堪,物资储备日益匮乏,居民生活窘困不堪。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大批民房遭到焚毁。为了解决住房紧张问题,重庆建造了大量的捆绑式简易工棚。这类寮屋简陋阴暗,质量低劣,几乎一推就倒,若遇日机轰炸更是顷刻崩毁,以致流离失所的人们连茅棚都没有,只能以天为盖、以地为庐。
物价飞涨是大后方市民的痛处。抗战期间,重庆的物价是一日一价,日增月涨。老舍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回忆道:“从1940年起,四川的东西就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大小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随着香烟而降格。”不少罹灾之民终日饥肠辘辘,民不聊生。迫于生计,灾民创制“八宝粥”维持生命,所谓八宝粥,无非是米糠掺杂稗子、稻壳等杂物,民众生活困宥不堪。
困苦生活下的时尚追求
战时底层民众的生活困苦潦倒,来自东南沿海的各阶层人群涌至大后方,给沉寂肃穆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重庆市民的衣食住行有所变化。
山城的服饰可谓焕然一新。重庆莅居巴蜀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民遵循陈习,服饰多沿袭清末民初旧装。男士内穿短褂,外罩右襟长衫,下衣长裤,颜色尚蓝、青、灰三色调;未婚女子多蓄长辫,扎红绳;已婚女子则挽发髻,佩耳坠,戴玉镯,遗存有白布包头之风俗。抗战时期,市民服饰悄然革新。高绍聪在《重庆琐记》中描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级之外,均长年赤脚草鞋;有的虽为宾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长衫马褂帽顶,而足下仍穿草鞋。学校学生(小学)赤脚并不伤雅,士兵未见穿袜,女人绝无高跟皮鞋及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士居多,摹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外来人口的迁徙,尤其是江浙移民的新潮时尚,给山城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重庆市民莫不效仿。男子渐弃长袍马褂,穿上了时髦的中山装与西服,甚至佩戴礼帽。女性服饰花样繁多,大多着沪式改良旗袍,佩戴戒指,着皮鞋长袜,梳齐耳短发,并抹有口红,涂香脂,烫卷发,各种时髦装扮层出不穷。
餐饮业亦日臻盛行。大量外埠人口涌入重庆后,山城茶肆酒楼高朋满座。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对此深有体悟:“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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