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书评 周立洁 笔者最近读到张振涛.docVIP

《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书评 周立洁 笔者最近读到张振涛先生著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此书是作者扎根于田野，历时几年时间对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等地区鼓乐传统与变迁的研究。近几年来，晋北民间音乐引起民族音乐学家的关注，对此地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关著述有：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2004）、景蔚岗的《中国传统笙管乐申论》（2005）、吴凡的《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2007）以及陈克秀的硕士学位论文《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1993；1994；1999）等。张振涛先生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以下简称《吹》）一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长期地深入田野调查和亲身体会，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晋北地区鼓乐的传统与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本书分为十个部分，绪论、尾声和正文的八章。绪论追寻唢呐—晋北鼓乐的平叙与深描。第一章乐队新组合，作者讲述了在晋北农村的乐队革命，一个难以命名的乐队组合。第二章双面鼓—鼓匠与阴阳，又同样都是吹鼓手，同样的乐器，同样的乐曲，同样的演奏，一个是为了挣钱的鼓匠，一个是迷信的阴阳，在同一个仪式中，他们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第三章吹破平静—滑家乐班，作者讲述了一个农民家庭乐班出国演出的故事。第四章年节文化与社火精神，秧歌队、吹鼓乐队的游行和传统的旺火在政府的干预下体现着晋北特有的年节文化传统。第五章庙里庙外—空间秩序，音乐不仅是“时间艺术”，还是“空间艺术”，乡村庙会背景中，音乐以全息形态真正展示出本色的“空间艺术”。第六章旋棺与旋律，旋棺仪式既是一种音声环境，也是一种音乐行为，这个仪式不仅体现了道教的灵活机制，而且光大了儒家的孝道精神。第七章乐器，晋北农村鼓匠称它为家具，体现了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乐器不仅是件响器，也是农耕时代传统技艺的体现物。第八章宫调与曲目。这一章是作者对晋北鼓乐音乐本体的描述。尾声一支唢呐，一种文化的象征，一支唢呐、连同唢呐发出的声音、连同常年与之搭配的乐班、连同常年如藤绕树的乡村仪式，延续着一方区域的文化记忆，是一方区域文化的象征。 总体而言，《吹》是一部从区域文化角度进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著述。作者综合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研究方法，以全新的视野，从变迁这个音乐史上不断演化出各种变奏的主题延伸开去，观察中国音乐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普遍的现象——吐故纳新。作者通过长期深入田野调查、亲身感受，对晋北地区鼓乐的传统与变迁，进行了有机整合性研究，阐述了来自社会底层个体的生存境遇，也记载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过程中鼓匠群体的精神变迁史。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吹》除了具有用词简练，条理清晰，文辞流畅，学术观点鲜明，文风严谨等特点之外，本书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始终贯通“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这是此书成就的最大特色。作者从“民族—国家”这一观念中看到了“国家在场”、“政府干预”对晋北人民实实在在的影响，“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始终贯通全书，这是其“新”处之所在，也体现了此书彰显的人格魅力。“民族—国家”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提出的在人文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概念。他把国家形态分为三个时期：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时代、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特征是：法律观念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手段，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等。中国有着与工业文明发源地欧洲很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但在国家形态方面同样可以划分为吉登斯所总结的三个发展阶段，只是中国“民族—国家”时代的形成是随着兴起于欧洲的第二次工业文明浪潮的世界性波及，由外部（西方世界）强制影响的结果。 “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对晋北传统鼓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鼓匠传统的演奏方式、传承方式甚至思想观念，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在场”对文化变迁的巨大作用。又如大陆和香港，相同的母体文化，相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却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巨大差异也无不体现着“国家在场”的强大作用。作者运用社会学中“国家与社会”、“民族—国家”“国家在场”的分析理念，与民族音乐学充分结合，透析“国家在场”对区域音乐文化——晋北鼓乐的变迁产生的作用。应该说，没有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没有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对民间文化的强大制约作用，乡土社会和在其文化中生存的民间文化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强烈干预了乡土社会的秩序（P14）。马克·斯洛宾曾在《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一种有关音乐空间的基本描写方式及词汇组——“主文化、亚文化、交互文化”，其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